首页 > 碧血剑（下卷）（新修版） > 第51章 袁崇焕评传(10)
大学士刘鸿训等都奏，请给袁崇焕大权，赐给他尚方宝剑，至于王之臣与满桂的尚方剑则应撤回，以同一事权。崇祯以为对极。应予照办。谈完大过后，赐袁崇焕酒馔。
[5]《明史·袁崇焕传》中引述他的奏章：“规复之计，不过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之说。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此臣与诸边臣所能为。至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钥。何故任而勿贰，信而勿疑？盖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无益于封疆者，皆倒霉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觉得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
周延儒揣摩到了崇祯情意，又乘机诽谤，说道：“臣不敢禁止皇上发内帑。现在安危在呼吸之间，急则治本，只好发给他。但是决非长策，还请皇上与廷臣定一耐久的方策。”崇祯大为同意：“此说良是。如果动不动就来请发内帑，各处边防军都学样，这内帑岂有不干枯的？”崇祯越说越怒，又忧形于色，统统大臣个个吓得战战兢兢，谁也不敢说话。[2]
袁崇焕又奏：“以臣的力量，制全辽是不足的，但要停歇世人的纷繁群情，那就不敷了。臣一出都城，与皇上就隔得很远，忌功妒能的人必然会有的。这些人即便敬惧皇上的法度，不敢乱花权力来拆台臣的事件，但不免会大发群情，扰乱臣的方略。”崇祯站起家来，聆听他的说话，听了好久，说道：“你提出的方略井井有条，不必谦逊，朕自有主持。”
这三个根基计谋，是他总结了明清之间数次大战役而得出来的结论。明军三次大败，都败于野战，乃至全军淹没；宁远两次大捷，都在于守坚城、用大炮。
这根基计谋耐久的推行下去，便可慢慢窜改情势，转守为攻。但他担心两件事。一是天子和朝中大臣对他不信赖，二是仇敌教唆诽谤，漫衍谎言。是以在上任之初，对此特别夸大。他声明在先，军队中希罕古怪之事多得很，不成能事事都查办明白。他又自知有一股蛮劲，做事不依通例，要他统统都做得四平八稳，面面俱圆，那做不到。总而言之：“我不顾本身性命，给皇上办成大事就是了，小事情请皇上不必理睬罢。”
[4]崇祯召见袁崇焕的景象与对话，首要按照李逊之所著《三朝野记》与文秉所著《烈皇小识》两书，厥后周延儒对袁崇焕的诽谤，也按照这两书所载。李逊之的父亲李应升是反对魏忠贤而被害死的闻名忠臣李忠毅公。文秉是文征明的玄孙，他父亲文震孟在崇祯时任大学士。文震孟最着名的事，是在天启年间上奏，直指天子诸事不睬，如同“傀儡退场”，朝政全由魏忠贤摆布。魏忠贤因而叫了一班傀儡戏，到宫中演给熹宗看，熹宗看得大乐。魏忠贤便说：“文震孟说皇上是傀儡退场，那就是这模样了。”熹宗当然大怒，将文震孟在朝廷上打了八十棍。李逊之和文秉二人是名父之子，正视名声与节操，他们记录朝中大事，应当相称可靠。别的并参考《崇祯实录》及《崇祯长编》之崇祯元年记事。
兵变是因欠饷四个月而起，起事的是四川兵与湖南、湖北的湖广兵。兵卒把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等缚在角楼上。兵备副使把官衙库房中统统的二万两银子都拿出来发饷，相差还是很多，又向宁远商民借了五万两，兵士才不吵了。毕自肃自发治军不严有罪，吊颈他杀。兵士的粮饷本就很少，拖欠四个月，叫他们如何过日子？这本来是中心当局财务部的事。连宁远如许的国防第一要地，欠饷都达四个月之久，可见当时政治与财务的败北。毕自肃在二次宁弘远战时是兵备副使，守城有功，因兵变而他杀，实在是死得很冤枉的。朱梅是军中勇将，几大战役中血战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