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拔擢为太仆寺少卿的曾省吾接言道：“预付银两当然可苏贩子之困，但这只是治本。窃觉得，时下虐商最甚者，无过于‘当行大班’之制，言恤商当革此制！”
户部尚书刘体乾干咳了一声，道：“本部接高阁老《议处贩子钱法以苏京邑民困疏》，奉旨议复，议得恤商事五：一定时估，二议给价，三严禁革，四裁冗费，五公佥报。”
文华殿内一时堕入沉默。
曾省吾一笑道：“赵阁老所言甚是。只是，祖宗成法，只限京师，京师也只要几个衙门方可当行大班。然时下都会，凡是衙门，甚或凡是官员，便可持票令商店大班。闻得有官员开‘至本衙交纳’一票送商店，商店送货上门，即说质次，命另送；再送，仍复仍旧。商店遂知非为货色，实为讹诈款项。是以很多商店见票，干脆出钱免买。访得有一票而讹诈商店数十家者。故此制不改，终不成除其弊。”
高拱见无人说话，便总结道：“恤商，一则改制，一则肃贪；而户部、工部所提恤商策，可为过渡期之体例。”他扫视一下世人，“诸公觉得然否？”见无人说话，他又道，“待奏明皇上，敕令各该衙门行之。”又慨然道，“朝议恤商，拿出对策当然首要，但不是唯一。朝议恤商本身，就是向商民宣示朝廷恤商之诚，兴商之殷。盼商民闻朝廷之意，安居乐业，昂扬进取，繁华大明！”言毕，用力挥了一动手臂，“散了！”
“陈侍郎，你扯远了吧？说详细的！”赵贞吉不悦地提示道。他因兼掌都察院，也插抄本日朝议。
这番话高拱早就想当众说出来，本日终究一吐为快，有种畅快淋漓感。
高拱既吃惊又迷惑不解，看着刘体乾，很久才问：“他因何要如许做？”
“哼哼！”赵贞吉俄然嘲笑几声，道，“兴商虽不失富国之术，然抑末才是为政之理。衮衮诸公，朝堂之上，议这些当由吏目画策的细枝末节，岂不成笑？”
交了辰时，高拱走出内阁朝房，张居正闻声跟了出来，高拱料他有话要说，就站着候他。
“贤人云：君子不言利。”赵贞吉答，“商贾唯利是图，当议如何导之以义，因何到处为贩子画策，助其逐利？”
高拱心头一热，道：“喔，还是叔大思虑精密。”说罢，快步往文华殿走去。进了殿，世人皆已到齐，他坐在摆放在两只铜鹤之间的一把圈椅上，看也没有看会场，就道：“钱法业已颁旨，新旧钱皆可用于贸易，而后服从民便，不得议来议去，徒增发急。故本日不再议钱法，专议恤商一节。户部先说。”
“好一个君子不言利！误国害人至甚！”高拱大声辩驳道，“《洪范》八政，首诸实货；《禹谟》三篇，终究厚生。足见古圣贤是极重言利的。可后代陈腐好名之人，倡不言利之说，遂使陋儒不通国体者转相传习，甚有误于国事。读书人受其毒害，要么成为只会放言高论的冬烘；要么成为言行不一的伪君子，此二者，皆失治国安邦之本意。何也？义者利之和，则义固何尝倒霉也。义利之分，惟在公私之判。安得把‘义’说得玄而又玄，离百姓远而又远？在高某看来，‘义’，绝非虚无缥缈之物，高深莫测之事，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义者何所指？乃是公家之利的总和，换言之，公家好处即为义。是故，为公家谋方便是寻求义！治国安邦者，不过是千方百计为百姓投机，既要为百姓投机，却又说不能言利，岂不冲突？徒以不言利为高，乃至令人不成以公忠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