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东亚共荣”以及“东亚同文”，不过只是一个和睦的假装罢了，唐浩然信赖如何操纵恰当的话，完整能够实现一个最根基的目标――从底子上崩溃日本对中国的威胁。
“先生，门生此番返国后，定写文章发于报社，号令东亚同文……”
“永林，我晓得在日本有些人想甚么，他们感觉，清国太不争气，至今仍未克意鼎新，以图自强，然中国之大，又岂是日本所能应战，我于朝鲜推行新政，不出数年，必可尽显新政之效，待朝鲜新政功成之日，必是新政行于天下之时，届时若日本挥师大陆，虽不肯我东亚文明自残，本官亦无他挑选，于日本而言，如果不认清当前的情势，而仅仅是与欧洲人一起“合唱中国亡国”，其满是一种轻浮的表示，皆是受西洋蛮横文明之影响，于我看来，日本的当务之急不是参与到列强朋分中国的行列中，而是应当主动地克意进取，发扬我东亚文明本是一体，东亚同文同种之上风，与中国缔盟，以待他日联袂迎击西洋之入侵，进而实现“东亚共荣”。”
“东亚共荣”，在这个后代中国人再熟谙不过的词汇从唐浩然的口中道出时，无数影象碎片敏捷涌过脑海，一部分被先前被他偶然间忽视掉的，敏捷放大、清楚，尼古拉皇储远东之行所带来的机遇，而另一部分倒是另一个时空中，高唱着“大东亚共荣圈”的日本人，是如何试图用刺刀实现这一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