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道：“蕴山倒是不知，这修史之事，可比考异难多了，我虽写成了《廿二史考异》，可这重修《元史》之事，多年以来倒是终无所成，或许我治史平生，也不得不有所遗憾了。不过话说返来，此次《经籍籑诂》的修纂，伯元是首功之人吧？客岁传檄杭嘉湖道，邀三府名流共修此书的文稿，老夫还留着呢。”钱大昕虽身在嘉定，毕竟离浙江不远，这些事情体味起来也都非常及时。
阮元又道：“本日一别，我也晓得，或许我与在坐很多人，便是死别了，而后天各一方，再无相见之由。这话说来也有些伤感，可儿生聚散，本也是常事，各位倒也无需沉湎此中。当然，我清楚，各位都是有才学之人，如果我全无相赠之物，倒显得我看不起各位了。不如如许，统统本日参加上人，我每人赠诗一首如何？”门生们自也晓得，这首诗的背后是阮元对本身的必定，将来不管到那里，阮元的赠诗都足以让人佩服，一时也接踵谢过阮元。
不过这个题目问出来，阮元一时也不知如何答复，乾隆对他有知遇之恩，嘉庆虽也和他有同游之缘，毕竟来往未几，如许想他倒是更应当回报乾隆。可这些年在外任，宦海劣迹，他却也看得清楚，这些事的背后，乾隆又怎能全无任务？更何况乾隆毕竟年龄已高，万一真的有恰当之举，本身又该如何应对，这些事，可不是简朴的几句话能够说得清楚的。
焦循则找到了周治平，道：“朴斋，这三年来，能与你讲论算学，是我平生之幸，我先前学西洋算学，多有不通之处，经你点拨，很多算理都明白了。我平生所愿，便是以西洋算学与海内算学相融会于一体，再以此为据，重注《周易》，以天年之道，破谶纬象数不经之言，方能重现贤人之意。若我书成了，自当记下你的功绩才是。”
阮元听了钱大昕此言，也不由堕入了深思，很久方道：“先生所言不错，我收到改任礼部的诏令之前，裴山兄便已奉告于我，都城当中，这一年来官职变动频繁，并非常态。当时我也将此语奉告了家父，家父也以为，此番太上皇去处，确是不似先前谨慎，或许……或许皇上已垂垂亲政，对于官员任免，也与太上皇多有冲突，如果这般，此次入京，或许也有很多事要处于两难之境了。”
谢启昆道：“伯元就不要谦善了，你常日凡是有闲暇，便与那很多儒生一同参与编修之事，每卷书成，你也都是一一检校，勤加订正，方成定稿，老夫不过捐了些廉俸罢了，又如何敢居功呢？这书全程编修，老夫均未参与，也无需再写老夫的名字了，编辑之人，就是你阮学使，不，阮侍郎，你看如何样？”
“是啊，不管皇阿玛如何想，军机处议事还是以皇阿玛的意义为主，我能垂垂做主的处所，眼下也只要南书房，不过……”所谓南书房，本来是先前康熙期间康熙天子诏对词臣之所，厥后康熙在南书房时候长了，南书房便也兼有部分议政之权。可到了军机处建立以后，南书房又再次成为清廷安设词臣之处，这时嘉庆未得亲政，乾隆精力又已渐衰，很多朝堂要事应对不及时，是以嘉庆也频繁前去南书房，让南书房短时候内规复了必然议政之权。这时想到阮元的南书房入值之职尚在，嘉庆和纽祜禄氏心中也仿佛都有了新的打算。
行船之际，运河两岸，一排又一排的长草也垂垂映入阮元一行视线。只是这些草看着像草，却比平常草类长出数倍，草叶甚大，上面竟也有细细的枝干，很多“长草”之上，还模糊可见或红或紫的果实，如许看来却也不像草，倒是像树。可枝干藐小，若说是树，也未免太脆弱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