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他那篇《西国圣道考》，便实在难堪了这班人一回，这些人本不认同洋报酬人，而洋人既遵圣道，则便不能讥以非类了。是故乾国创办洋务，今后少了一大停滞。”伊藤博文叹道，“当时我还觉得，文章立论能写到如此，已是极致了，不料他又能更上了一层楼，把这‘士农工商’的桎梏也给破了！他是真正的天下奇才！可惜生在乾国，而不是日本！”
听到这里，林逸青明白了过来，也禁不住大笑起来。
“语云：‘能富而后能强，能强而后能富’，可知非富不能图强，非强不能保富，富与强实相维系也。或谓：现下府库未充，赋税有限，公用支绌，民借难筹，巧妇宁能为无米之炊？何曰非能？商市之兴衰，货色之增益，销路之宏远，须仗聪明才干之士思深虑远，而后操奇计赢，胸有成竹。况贸易至本日而愈繁，商术至本日而愈巧。西欧诸国，每有国用不敷之时，便假贷于钱商，以济水火，事毕了偿本息，故时能转危为安，此为‘借米为炊’之法，彼国可用，我何不消之？……”
“当是这‘桌腿’之论。”如月诗织象是想起了甚么好笑的事，掩口吃吃一笑，答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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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上，东西方的初期文明都是重农轻商，对贸易的讨厌是一个共同的初期传统。初期的西方也是一样：“对贸易征象的鄙夷――对市场次序的讨厌，并非全都来自熟谙论、体例论、理性和科学的题目。另有一种更暗淡不明的恶感。……对买卖人的仇恨，特别是史官的仇恨，就像有记录的汗青一样陈腐。”
“诗织，你可晓得，林文襄这个折子内里，说的最好的，是哪一处？”伊藤博文的问话将林逸青的思路拉了返来。
听了如月诗织的答复，伊藤博文放声大笑起来。
“光旭元年正月二十九日奉上谕，总理各国事件衙门奏林义哲条陈，其摺有建水兵、护华商、开地矿、修铁路、安电报诸项，于筹饷一项则倡言兴贸易以开饷源，并议借洋款，其于摺内极言工商之重，称士农工商皆为国之柱石，犹椅之四腿并列，出缺损则颠仆。其论一出，闻者哗然。以其多引管子孔圣之言，太后似为所动，交朝臣集会，敬邸、纯邸、文相指其言为是，沈相、宝相、李兰荪尚书默无一言，礼邸、单地山尚书（吏部尚书单懋谦）、徐豫如侍郎（徐桐）极言其论之非，余亦欲辩之，然细审通篇，无处不为圣言，似难以诘难。……朝议多时，不能决，太后命内监取椅来，以锯将各椅腿分去一块，是非不一，置于殿上，曰：‘有能坐而不仆者，乃可禁林义哲之议。’礼邸率先上坐，前仆于地，脸破出血；继单地山亦上前坐，跄于阶前，唇裂，落齿一枚；徐豫如上前继坐，亦前仆，倒栽于地，头破。由是再无上前坐者，林议遂定。不日将见明诏，心中不堪郁愤，是夜病发。”
“林文襄这个折子，最短长的处所，便是以‘士农工商’四民喻为国之桌腿，缺一不成，真是绝妙笔墨！”伊藤博文道，“乾国的那班冬烘墨客，又是回嘴不得，而一二亲王大臣为反对林文襄予商民之划一职位，竟然切身去试四腿是非不一之椅子可否坐稳，真是愚不成及！”
而林义哲的奏折内容，现在竟然出自一名日本艺伎之口，更令他震惊不已。
林义哲整治这些固执派的体例，实在也有很多，只是结果也就是摧辱他们一番，并未从底子上处理题目。
林逸青之以是如此说，是因为熟谙近代汗青的他晓得，这“士农工商，商为最末”的成见，实在是难堪了那一代的中国仁人志士太久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