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五代史》书唐昭宗幸华州，登齐云楼，西北顾望京师，作《菩萨蛮》辞三章，其卒章曰：“野烟生碧树，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豪杰，迎归大内里？”今此辞墨本犹在陕州一梵刹中，纸札甚草草。予顷年过陕，曾一见之，先人题跋多，盈巨轴矣。
马融《笛赋》云：“裁以当簻便易持。”李善注谓：“簻，马策也。裁笛以当马簻，故便易持。”此谬说也。笛安可为马策？簻、管也，前人谓乐之管为簻。故潘岳《笙赋》云：“修簻内辟，余箫外逶。”裁以当簻者，余器多裁众簻以成音，此笛但裁一簻，五音皆具。当簻之工，不假繁猥，以是便而易持也。
《霓裳羽衣曲》。刘禹锡诗云：“三乡陌上望仙山，归作《霓裳羽衣曲》。”又王建诗云：听风听水作《霓裳》。白乐天诗注云：开元中，西凉府节度使杨敬述造。郑愚《津阳门诗》注云：叶法善尝引上入月宫，闻仙乐。及上归，但记其半，遂于笛中写之。会西凉府都督杨敬述进《婆罗门曲》，与其调子符合，遂以月中所闻为散序，用敬述所进为其腔，而名《霓裳羽衣曲》。诸说各分歧。今蒲中清闲楼楣上有唐人横书，类梵字，相传是《霓裳》谱，字训不通，莫知是非。或谓今燕部有《献仙音曲》，乃其遗声，然《霓裳》本谓之道调法曲，今《献仙音》乃小石调耳。未知孰是。
《虞书》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鸣球非能够戛击，和之至，咏之不敷，偶然而至于戛且击；琴瑟非能够搏拊，和之至，咏之不敷，偶然而至于搏且拊：所谓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不自知其然。和之至，则宜祖考之来格也。和之生于心，其可见者如此。后之为乐者，文备而实不敷。乐工之志，主于中节拍、谐声律罢了。古之乐工，皆能通天下之志，故其哀胜利于心，然后宣于声，则必有描述以表之，故乐有志，声有容。其以是动人深者，不独出于器罢了。
古乐有三调声，谓清调、平调、侧调也。王建诗云：“侧商调里唱《伊州》”是也。今乐部中有三调乐，品皆短小，其声噍杀，唯道调小石法曲用之。虽谓之三调乐，皆不复辨清、平、侧声，但比他乐特为烦数耳。唐《独异志》云：“唐承隋乱，乐虡散亡，独无徵音。李嗣真密求得之。闻驽营中砧声，求得丧车一铎，入振之于东南隅，果有应者。掘之，得石一段，裁为四具，以补乐虡之阙。”此妄也。声在短长厚薄之间，故《考工记》：“磬氏为磬，已上则磨其旁，已下则磨其端。”磨其毫末，则声随而变，岂有帛砧裁琢为磬，而尚存故声哉。兼古乐宫、商无定声，随律命之，迭为宫、徵。嗣真必尝为新磬，功德者遂附益为之说。既云“裁为四具”，则是不独补徵声也。
今太常钟閐，皆于甬本为纽，谓之旋虫，侧垂之。皇祐中，杭州西湖侧发地，得一古钟，匾而短，其枚长几半寸，大略轨制如《凫氏》所载，唯甬乃中空，甬半以上差小，所谓衡者。予细考其制，亦似有义。甬以是中空者，疑钟縻自此中垂下，当衡甬之间，以横栝挂之，横栝疑所谓旋虫也。今考其名，竹筒之筒，文从竹、从甬，则甬近乎空；甬半以上藐小者，以是碍横栝，以其横栝地点也，则有衡之义也。其横栝之形，似虫而可旋，疑所谓旋虫。以今之钟閐校之，此衡甬中空，则犹小于甬者，乃欲碍横栝，似有所因。彼衡、甬俱实，则衡小于甬，似无所困。又以其栝之横于此中也，则宜有衡义。实甬直上植之，而谓之衡者何义？又横栝以其可旋而有虫形，或可谓之旋虫；今钟则实其纽不动，何缘得“旋”名？若以侧垂之，其钟能够掉荡扭转，则钟常不定，击者安能常当其隧？此皆可疑，未知孰是。其钟今尚在钱塘，予群从家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