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能降，马守应等又何尝不想降？但究竟很残暴。
常国安攒眉圆眼道：“中间话里有话？”
一听这话，常国放心中一震、瞳孔微放，但故做淡定道：“中间的话，我听不太明白。”
既然一时半会儿降不了，那么为今之计只能持续抱团取暖。罗汝才本身降不了，又为制止手底下人被别人勾诱，分化军势、摆荡军心，故下达了除他以外严禁统统人擅自与官军联络的军令。贺锦、蔺养成、李万庆、刘希尧又如何不晓得这端方，面对咄咄逼人的常国安，他们哑口难言。
侯大贵道：“几位都是聪明人，自知鄙人想说甚么。”继而咽口唾沫，“大明合当该亡，只不过毕竟立朝二百年来年死而难僵。大丈夫能屈能伸，他强而反攻则我等暂退，如许才算明智。忍得一时，只需静俟其变，顺势而起，必见月明。”这些话，有很多都是从赵当世以及昌则玉等处听来学来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与这些人待久了，耳濡目染间潜移默化，侯大贵本身的眼界和境地一样上升很多。
辽、剿二饷统共征收一千二百余两，于百姓而言自是严格剥削，反观明廷，压力亦不算小。迫于实际，考虑一味剿杀本钱过大，崇祯在与阁臣、亲信会商筹议后，终究定下“剿抚并施”的战略。
固然大要上看杨、熊表里同气连枝，但二人的对于流寇的态度实在南辕北辙。熊文灿不善将兵策划，短于交战，故此从东南调任至人生地不熟的湖广、河南实在信心不强。崇祯十年玄月，他在上任途中路过庐山，与善僧空隐和尚曾经有过对话。当时空隐直截了当说：“公误也。”并以“公自度所将兵足以制贼死命乎”、“但是诸将有可属大事、当一面、不烦批示而定者乎”连问，熊文灿皆不能答。最后只能当着空隐的面跪在佛像前祈求“抚”策见效，乃至表示若终究胜利，情愿余生削发为僧。但空隐也点头说出“吾固知公策必出于抚；抚之诚善，顾流寇非刘香比，慎之”的话。
熊文灿本但愿以在福建招安郑芝龙的经历继而招安流寇，但如许的设法即便是被招安的流寇，也嗤之以鼻。张献忠就笑着对部下说过“此欲芝龙我也”、“是欲刘香我也”之类的话。他能明白，对熊文灿的心机，杨嗣昌等人也不会瞧不明白。
客岁四月，因张献忠、马守应及罗汝才等流寇东犯乃至南直隶，朝议皆觉得要剿平流寇，必须先困其势，一如提壶打水，若壶破水溢，则覆水难收。杨嗣昌殚精竭虑，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之策作为“大肆平贼”的指导性目标。大抵打算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巡抚分防而协剿，是谓十面之网。别的更有总督、总理随贼所向，专事征讨。
自陕西大范围民变以来，大明朝中对弭平流寇的态度始终分“剿”、“抚”两派。崇祯帝脾气刚烈，即位后一向推行“剿杀为主”的战略，故此对峙倔强剿贼的处所官员诸如洪承畴、卢象升、陈奇瑜、孙传庭等文武均前后遭到汲引重用。在朝中，亦有以杨嗣昌为代表的鹰派朝臣得受宠任。
侯大贵“哦”一声，点点头道：“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我姓侯的粗暴，倒也明白这个事理。袁韬笨拙刚愎，为他效力，不是老常你的格式。”说着，问道，“你前面提到‘情势有变’四字，我也觉如此。识时务者为豪杰，我营当年若未见机行事，想来亦难有本日气象。”
实际上，杨嗣昌并不附和这类做法，他认定对于流寇，只要除恶务尽一条路。最后卢象升受诏北调，保举候补人选时，杨嗣昌筹办保举第一人选的是现任四川巡抚、以酷烈著称的傅宗龙，但不想熊文灿走了寺人的门路内定了席位，他才临时改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