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相之权完整超出於诸侯王之上。
总的来讲，东汉诸侯王的职位远不及前汉早中期的诸王。袁宏说：“诸侯禁纲，日月增密，季世陵夷，遂以卑弱。宗室惧於罪败，同姓挫於百姓，一夫攘臂，故以能乱天下矣。”
东汉初年，光武天子鉴於王莽篡汉的经验，曾一度放松对宗室的限定，但东汉初与西汉初分歧，客观情势不需求光武天子像高祖那样靠操纵宗室来稳固政权，以是不久后，光武便在西汉根本上持续努力於限定宗室的各项政策，“诸侯禁纲，日月增密，季世陵夷，遂以卑弱，宗室惧於罪败，同姓挫於百姓”。对宗室的管束越来越严格，宗室恐忧开罪，以是谨小慎微，在朝廷的支撑下，国中的吏员严苛地监督宗室，从某些方面来讲上宗室还不如百姓。
东汉诸侯王职位的低下还表示在他们犬马自娱和对国中吏员畏敬的态度上。
明帝时，北海王刘睦遣国中的中大夫入觐，中大夫欲称其贤，他叹道：“子危我哉！大夫其对以孤声色狗马是娱是好，乃为相爱。”为制止引发朝中猜忌，不敢称贤。
王国的傅、相、中尉有监诸侯王之责，而当他们触法犯法时，诸侯王亦有劾奏之权，但东汉的诸侯王却至有不敢举奏者，如清河国傅贪赃枉法，清河王刘庆便不敢举奏，天子责之，其答曰：“以徒弟之尊，选自圣朝，臣愚唯知言处置听，不甚有所纠察。”
东汉诸侯王犯法的少也与社会民风有关。前汉民风激进浮滑，闾巷少年，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民风剽悍好斗，然至前汉晚期，跟着儒学看法的深切民气，社会之民风亦趋势於深沉谨厚。是以之故，东汉之诸侯王多谦良恭孝，很多人经学高雅，在国谨节，如东平宪王刘苍，唐时李世民问魏征诸皇子谁贤，魏征答是吴王，说他可与汉的河间、东平两王比拟。河间献王刘德是前汉的诸侯王，景帝第三子，有雅材，推许儒术，乃至构成了一个河间学派。
前汉的诸侯王多有诬告朝臣，导致朝臣开罪身故的，而东汉却变成了诸侯王被诬告开罪，强弱之势互易。较之前汉，东汉之诸侯王已无有权威，如笼中之鸟。
比拟前汉，东汉的诸侯王诚恳很多，停止到汉灵帝时，诸王犯法被定罪的共有二十三人，大多在明、章、和、安帝时，桓帝时两个，灵帝时只要一个，即渤海王刘悝，还是因被诬告而开罪的。其他开罪的诸侯王里也有是被诬告的，加上刘悝，共有四人。
不过，中心对宗室倒也不是一味的限定，宗室陵夷了，中心不必再担忧处所反乱，但是没有了宗室为羽翼，自就会有别的人起来擅权乱政，乃至举旗造反，“一夫攘臂，故以能乱天下矣”。故此，为了汉室江山，当朝政不稳的时候，中心也会操纵宗室。
两汉之世，诸侯王从娇纵到守臣节，这与中心的政策密切有关。
前汉初，刘邦“惩戒亡秦伶仃之败”，为安定政权，大封宗室为王，欲以之为藩辅，拱护京都，宗室由是兴旺生长。文帝后，宗室势大，与中心对抗，於是朝廷又开端大力限定宗室，经七国之乱，又经武帝整治，宗室遂转陵夷，到西汉末年，已是“宗室衰弱，外无强藩”，“中外殚危，本末俱弱”，使得王莽“无所顾忌”，於是篡汉。
东汉中前期，外戚、寺人势大，瓜代在朝，大权旁落，遂从桓帝起又开端重用宗室，刘淑因得以跻身天下名流的魁首“三君”之列，与窦武、陈蕃齐名。汉末灵帝时，天下大乱，宗室更加获得重用，刘虞、刘焉、刘岱、刘表、刘璋、刘繇、刘备等遂或被拜为公卿，或登州牧、刺史之位。建武元年至延熹三年，百三十多年中宗室任公卿者只十余，而从延熹四年起，每当公卿缺员，天子常欲用宗室，从延熹四年到中平元年，二十三年间，宗室为公卿者起码十一例，又从中平元年到初平元年，六年间，宗室为公卿者达十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