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等腐败处所之徒，当应一概处以极刑。不管是游匪、匪贼、抢王、盗贼及其他肇事者，捉一个，杀一个。毫不容情，乱世当用重典，当年前朝之鉴既是剿抚不定，时剿时抚，终究国局崩溃，这弹压匪乱，首要心狠手辣，不但不能持以仁心，反要以轰隆手腕处之……”
“现现在，处所腐败，除却何贱苟、刘积厚等人外，另有攸县的红黑会、桂阳的半边钱会、永州的一股香会，都在主动生长会众，酝酿谋逆，长此以往，虽官府练勇悍勇，可此地刚平他地复逆，官兵将不得不陷于疲于奔命之境，这是国藩所忧心之处！”
置身于这粗陋的衙门里，曾国藩仍然记得进长沙的那一天，他和郭嵩焘、国葆、康福一行来到大托铺时，江忠源便带着一百楚勇在镇上恭候，亲身陪他们进城。来到新开铺时，左宗棠又带着一班长沙乡绅和昔日师友，如黄冕、孙观臣、陈季牧及岳麓书院山长丁善庆、城南书院山长丁辅臣等来驱逐。来到巡抚衙门口，只见中门大开，张亮基带着前鄂抚罗绕典、布政使潘铎、按察使岳兴阿及盐道、粮道等一批初级官员早已等待在那边。
曾国藩的一番话，让张亮基深觉得然的点头应道。
“悉心办理，以资防剿。”
“杀！”
当天夜里，张亮基在巡抚衙门大摆酒菜，为曾国藩洗尘。张亮基如此昌大而诚心肠驱逐，倒是使曾国藩深为打动。连续几天，张亮基和曾国藩密谈。二人对湖南吏治败坏、匪盗横行，都深恶痛绝。曾国藩以为乱世须用重典，对宦海要严加整饬，特别对匪盗要严加弹压。张亮基完整附和。对曾国藩所持的“宁肯失之于严，不成失之于宽”的方略，张亮基也甚为赏识。曾国藩又提出在省会建一大团，从各县已经练习的乡勇中择其优者，招募来省，严格练习，以这支团练来保卫省会安然，弹压各地匪乱的建议。
“当今，我湖南一带又新冒出一批游匪。这批游匪首要有三种人：一种是从岳州、武昌、汉阳等城逃出的兵勇，无钱回家，又无营可投，沿途逗留，到处抢窃；一种是“粤匪”沿途腐败处所后，那些无家可归的百姓，弱者沦为乞丐，强者聚众肇事；再有一种是官兵行军兵戈中所掳的长夫，用过以后，没有川资回家，因而展转流落，到处滋扰。这些游匪大半混迹贩子，粉碎性极大……”
眉头微微一跳，张亮基放动手中的茶杯说道。
吐出一字以后，曾国藩面无神采的说道。
年前，长沙城内紧靠巡抚衙门的鱼塘口，悄无声气的新创办了一个衙门，招牌上写着“湖南审案局”五个大字。而那位本来守制于家中，又接旨后夺情复出的前礼部服侍曾国藩就在这个刚建立的衙门里办起差事来，当起以安境保民为首要职责的帮办团练大臣已经有两个月了。
正月十九是咸丰三年的开印之日，固然湖南的局势严峻，但腊月二十一仍然封了印，本年的谷旦则是正月十九，依着宦海的常例，虽说有着“钦差帮办团练大臣”的名义，可曾国藩却仍然提着贺礼拜见了湖南巡抚张亮基，与往年对“下官”的客气分歧，今时的张亮基对曾国藩但是极其看重。
“这自是当然，伯涵有胆有识，实是我湘省百姓之福！”
“……先是道州六合会头领何贱苟，于年月朔发难，自称普南王，围攻县城，杀把总许得禄、典史吴世昌。然后另有衡山草市刘积厚又起事，安化蓝田串子会又宣布叛逆……”
满人对汉人向来防备甚严，兵权由朝廷紧紧节制，从不放心让汉人多带兵，更不答应有人像明朝戚继光那样建“戚家军”。或许是曾国藩的奏折写得含混，或许是因为时势危急，皇上知八旗绿营不敷为凭，或许是皇上底子就未曾猜出曾国藩的设法，也或许有恭王、肃顺和唐鉴的极力包管，使得咸丰帝特别信赖曾国藩，竟然很快便亲身批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