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在正阳门设席，为李建泰送行，还用金杯赐酒，赐尚方宝剑，“文官自监军，兵备道及饷司，府州县等官，武官自副，参以下，情真罪当，即从尚方处置。”礼遇之隆，前所未有，李建泰遭到如许隆厚的礼遇，也为之感泣，誓以死报。后在保定投降李自成部将刘芳亮。
吴三桂接到调兵勤王的号令不是立即进京勤王，而是仗着旨意从宁远进关以后，在山海关兼并山海关总兵高第的兵马，所谓同一号令。当李自成打进了都城，还在山海关“清算兵马”。
国戚当中只要太康伯张国纪捐助二万两，被崇祯封为侯爵。崇祯见百官和勋贵国戚都是一毛不拔，因而实施分摊，先是规定每个衙门必须捐银多少，厥后又按官员籍贯，规定每省仕京官僚捐助多少，如江南籍的要八千，江北籍的四千，浙江六千，湖广五千，陕西四千，山东四千等等。本来就是大厦将倾，很多官员本身就已经筹办跑路，因而京官纷繁去官告免，崇祯无可何如，只能作罢。
“国事如此，非陛下之过，实是臣等无能，现在闯贼东来，怎能让皇上以身犯险，臣等愿粉身以报，替天子出征。”从首辅陈演到大学士，大臣都一一报名要求代替，厥后李建泰报名，崇祯才承诺。李建泰为人贪恐怕死，即无驭将之才，也无应变之策，崇祯选李建泰为督师，只因李建泰是山西豪富商，崇祯无兵无饷，希冀李建泰为国着力，破家以抒国难。但是李建泰的故乡曲沃，已经要被李自成占据，有钱也不是本身的了。因而李建泰说道“臣家曲沃，愿出私财饷军，不烦官帑，请提师以西。”
崇祯也是晓得本身底下的官员没有清官，官员都靠贪污致富，固然文官平时谈的都是以身报国，但是用银子报国事千万不能的，大学士以内最多捐助几百两，其他官员都是几十两高低，都是家计艰巨，为官廉洁如水。当时崇祯派寺人徐高，密谕国丈嘉定伯周奎，让他纳银十二万两给其他臣事情个表率。周奎不肯承诺，说是“老臣安很多金？”一口咬定最多捐一万两。崇祯以为捐的太少，要周奎起码拿出二万两。周奎派人向本身的女儿周皇后乞助，周皇后暗中派人送去五千两。周奎不但本身一个铜子不搭，反将周皇后送来的五千两银子扣下两千，只捐助三千两报命。
崇祯层层号令，绞尽脑汁，文武百官加上内臣寺人捐助为国的银子不过戋戋二十万两罢了。而厥后都城被破，东厂掌印寺人王之心被抄家，抄家所得的银子加金银器物就超越了三十万两，厥后王之心本身也被李自成军所杀。李自成军进京以后对皇亲国戚一概抄家，文武大臣全数追赃助饷（绑架讹诈，酷刑鞭挞，大肆掳掠），黄金白银加各种黄金器物合计，一共在都城弄到了七千多万两白银。
寺人对皇权本来应当最最忠心，成果为了捐助银子，忠心也就不值钱了。传说东厂掌印寺人王之心最有钱，仅藏银一项就有三十多万两，崇祯叫他慷慨输将，王之心推委道“比年家计消乏”，仅献银一万两。其他的寺人也是一个个装苦叫穷，有的在住房门上贴上“此房急卖”，有的就拿着古玩书画去出售，都是一副破家抒难，举家为国的模样。
崇祯无兵无饷因而上朝时对大臣们说：“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何脸孔见于地下。朕愿督师，亲决一战，身故疆场无所恨，但死不瞑目耳。”说完酣然泪下，作悲戚状。
早在仲春时分，崇祯已经下了招天下兵马进京勤王诏，也调山海关的宁远总兵吴山桂山海关总兵高第带关宁军放弃山海关进京勤王，同时传招蓟镇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凤庐总兵黄得功，援剿总兵官左良玉率部勤王。此时这些兵将虽说属于大明旗下，但是大明已经发不出军饷，他们都是本身在处所当场征发劫掠，对朝廷已经不大理睬，成为本色性的军阀。崇祯为了奉迎这些处所军头，对五人都封了伯爵，吴三桂为平西伯，唐通为定西伯，刘泽清为东平伯，左良玉为宁南伯，黄得功为靖南伯。终明一代除了跟朱元璋打天下，和跟朱棣靖难之役起家的功臣以外，以后都无人封过爵位，戚继光，俞大猷之类不管多大的功劳都没有册封，皇朝季世，名器已不值钱，一下封了五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