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厥后阶层之分遂起，民意与天子隔断。当代虽有登闻鼓院，但是以民告官，便是坐实，民亦须受罚，故虽有小人在朝，天下百姓便知之，不敢告之天子矣。诸君试看那登闻鼓院，百姓若不是走投无路，又有谁敢去敲阿谁鼓？这等设置，本来是百官中的奸滑之人，欲借以欺君而想出来的隔断天子与百姓的体例，后代却因之不疑，反而在那边妄求甚么三代之治，难道缘木求鱼？天下之奸弊事情，都是欺上不瞒下的，若天子能通达民意，小人便不能居于朝，三代之治可垂拱而得。”
苏轼毕竟是个有学问的，不是几句话便能够唬住。石越说让百姓都能够攻讦朝政，他就拿出武则天让天下人告发的例子来驳难。石越笑道：“五伦当中，闻有君臣之义，未闻有官长与黎庶之别。昔三代之时，天子置百官，并非是用来奴役百姓，为百姓之长官，而是设来帮忙百姓，让百姓各得其所。因为世有恶人，才不得不假百官以威仪，实则百官与百姓，又何曾有高低之别？后代因循，则谓士大夫高高在上，实在则离古之贤人之意远矣。至于武则天之法，未足称上古之遗意也。一则武氏得天下不正，以女主临朝，其使百姓告密长官勿问，不过是为了钳制士大夫之口，其本意与古圣之意相差甚远，岂但是以而有大治？二则三代之时，民少官少，政简事易，先人若欲复先王良法，抢先求其意，而不当拘泥其形。上古之时，王不过百里之地，今之天下，括有四海，岂可一概而论？若以鄙人之鄙意，当代若欲求大治，则当在各县聚士绅乡老，设置议会，专事会商县官施政得失，为人贤愚不肖，而不受县官刑责。其有建议之处，则能够请县官依法实施，县官如有渎职处，亦可随时弹劾，请朝廷另委贤达。士绅乡老于县中利弊深知，则县官不敢肆意枉为。依是法，由县之议会推举名流构成府之议会，监察知府施政得失，又由府之议会荐人于各路，监察转运使之得失，由各路之议会荐人于朝廷，监察宰相中书之得失好坏。如是皇上自能够垂拱而得三代之治。试问在这个轨制之下，有谁敢擅权？有多么小人能够久处要职欺瞒天下人之耳目？若论犯上反叛，更不成能矣，为何，天下人通过议会层层监督，便是才干秀士之辈，亦没法施诡计于其间矣。此不过略言其粗心，又更有多少办法措置此中，使其法能尽得三代之意而能略少情弊。”
世人见苏轼为人很随和，便一一上来见礼，又让了上座与苏轼相坐。这六人当中，除开石越和李敦敏，其他的都能够说是四川人，桑充国也是在四川长大的，因苏轼是故乡前辈，天然显得格外靠近。苏轼听到这些人自报家门，多是本乡的后生，更是高兴。他笑道：“刚才听石公子一席话，真是发千古之覆。让人佩服不已。某鄙人，叨教石公子，孔子说，未好犯上，而好反叛者，未之有也。以是君子务本，让是百姓百姓无所顾忌的告密官长，难道伦常大乱，这和武则天之世又有何辨别？”
“那是民风已变。”
李敦敏在一旁说道：“如果说天下奇才，石子明是当之无愧的。待《论语公理》付梓，再请苏大人一观，当知门生所言不虚。”他最佩服石越了，找个机遇就要帮他吹吹。
或许是因为石越的这类行动让大师感觉很高兴，唐棣起首便忍不住捋起袖子插手出去，接着桑充国、李敦敏、柴氏兄弟也跟着下水，不过这几位却始终有点拘束，顶多只帮着搬搬花瓶之类的小玩意，实在比不上唐棣和石越，甚么重活都敢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