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但愿，不但是要年、隆二人极力帮手他，更是要建立一种君臣干系的表率。他很看重君臣之间的相互信赖和相互谅解。有一次，在给年羹尧的信中，他特别提到，西宁军事危急时，年羹尧担忧皇上看了奏折，会“心烦惶恐”，便“勉强设法”，在陈述战况时“间以闲字”，既冲淡了*味，又不坦白军情。雍正对他的这份谨慎极其感激，说“尔此等专敬爱我处，朕皆体到”，每次向怡亲王允平和娘舅隆科多提起，“朕皆落泪告之，各种亦难书述”。他还说，“你此一番心，感邀彼苍”，“方知我君臣非平常无因此来者也”。明显，他是把年羹尧当作忠君榜样来对待和培养的。是以，当年羹尧被赐团龙补服而上表称谢时，雍正唆使说：“我君臣分中不必言此些小。朕不为超卓的天子，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尔不为超群之大臣，不能承诺朕之知遇。唯将口勉，在念做千古表率人物也。”二年三月，年羹尧为被赐自鸣表一事上表谢恩，雍正又唆使说：“向来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一定得如我二人之人耳。”他又说：“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表率，令天下后代钦慕流涎就足矣。”不能说雍正讲的都是谎话。他确切是想当一个好天子的。好天子当然要有好臣僚，也要有好的君臣干系。雍正这小我，是比较孤傲的。做皇子时，他是“孤臣”；当了天子，则是“独夫”。他生性刚毅、暴躁、猜忌、刻薄、冷峻抉剔，易暴易怒，是以在诸王大臣中很没有分缘，几近和谁都搞不来。康熙暮年，又特别悔恨阿哥结党。雍正为讨父皇喜好，更是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成果是本身更加孤傲，脾气也更加孤介。是以，当了天子后，就很想能有人极力支撑他，以便建立本身的统治体系。但是当是时也，诸王不平，而群臣张望，信得过且能够依靠的，除十三弟允祥外，就只要隆科多和年羹尧。
年羹尧乃至在雍正面前也不知收敛。雍正找他说话，他叉开双腿坐在凳子上，指手画脚，唾沫横飞。更加严峻的是，当时社会上哄传，说雍正做某某事整某或人都是听了年羹尧的话。这就大大地刺伤了雍正的自负心。雍正一贯以乾纲专断、洞察幽微自居的，那里受得了这个？雍正也不是没有提示过年羹尧。二年(公元1724年)十仲春十一日，年羹尧正在从北京返回西北的路上，雍正在他的奏折上唆使说：“凡人臣图功易，胜利难；胜利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去声，恰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若倚功造过，必至返恩为仇，此向来情面常有者。”然后他讲了功臣得以保全的三个前提，即一靠人主防微杜渐，不让功臣们陷于危地；二靠功臣相时见机，本身不至于蹈其险辙；三靠大小臣工避嫌远疑，不把功臣们推上死路。雍正这话，说得已很明白：作为一个功臣，是很伤害的。一不谨慎，就会进入危地，踏上险辙，走进死路，由功臣变成罪人。以是他说：“我君臣期勉之，慎之。”可惜，年羹尧把这些话全当作了耳边风，在回西北的路上，还是趾高气扬，作威作福。是以雍正抨击心起一发而不成清算。这就是雍正的“君臣观”：任何臣子，都不能棍骗他，乱来他，不能和他耍心眼，更不能叛变他。（未完待续）
十仲春，以大逆、欺罔、僭越、狂悖、专擅、贪婪、腐蚀、忌刻八大罪过共九十二款，勒令他杀。隆科多则在官职一降再降后，于五年(公元1727年)六月被捕。十月，以大不敬、欺罔、混乱朝政、奸党、犯警、贪婪六大罪过共四十一款，被判处毕生圈禁，并于次年六月死于禁所。这两个显赫一时炙手可热的权臣宠臣，几近在瞬息之间便家破人亡身败名裂，就连旁观者，也都看得惊心动魄目瞪口呆。年羹尧、隆科多之罪，说白了就是“辜恩”。雍精确切曾寄大但愿于年、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