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三镇失守，使咸丰帝大为大怒。署湖广总督徐广缙被撤职严办，张亮基奉调到武昌，代替徐广缙的空缺。张亮基视江忠源为摆布手，他把江忠源及其一千楚勇也带到武昌，剩下的五百楚勇编为一营，由江忠源的表兄邹寿璋、弟弟江忠济统带，作为大团的第三营，接管曾国藩的批示。这时，郭嵩焘也分开长沙回湘阴捐献。接着罗绕典受命到江西当巡抚，潘铎因病告免，岳兴阿迁升湖北布政使。骆秉章又回到湖南来当巡抚，他请朝廷调老僚属徐有壬从云南到长沙来当布政使，又向朝廷保举衡永郴桂道陶恩培升任按察使。一时候，湖南初级官员改换一新。在曾国藩看来，骆秉章庸碌、徐有壬浅显、陶恩培无能，他从内心瞧不起。曾国藩晓得此后会有掣肘，但他不顾这些，仍然像张亮基在长沙时那样我行我素地干下去。
曾国藩唆使审案局，对这些风险社会治安的不良分子，一概处以重刑。为着鼓励团丁，他规定，凡捉一强盗，赏银五两。重赏之下，团丁个个主动，有的一天乃至捉几个送来。不管是游匪、匪贼、抢王、盗贼及其他肇事者，捉一个，杀一个。不管谁来讲情，曾国藩都不宽宥。他常对委员们讲，弹压匪乱，要心狠手辣，不讲仁慈，要以申、韩、商鞅的手腕办案，不要怕此后得车裂的了局。为着收到杀一儆百的结果，曾国藩命人制作十个木笼，取名叫站笼。站笼约一人高，犯人头卡在木枷中，四肢捆绑，站在笼子里。白日用车拉着，在城内四周游街。夜晚则放在露天里，派兵守住。不给吃，也不给喝，不出三四天，犯人便惨死在笼子里。这十个站笼每天都装着犯人，每天都在长沙城内巡游，弄得全城百姓见之发怵，无人不知审案局的帮办团练大臣曾国藩残暴酷毒。士民乡绅要求拔除站笼实施仁政的状子，雪片似的飞往巡抚签押房，有几个心肠软的委员们也到张亮基那儿告状，并以辞职相威胁。张亮基对此一概不睬，反而奖饰曾国藩有胆有识，刚烈精干。曾国藩看到团练有效果，匪乱报警日渐减少，感到统统都很顺利，心中甚为对劲。
《曾国藩年谱》：咸丰三年，"正月，公在长沙督办街团，委在籍江苏候补知州黄廷瓒、安徽候补知县曹光汉编查保甲"。"时公于长沙城中鱼塘口为行辕，设审案局，委候补知州刘建德、照磨严良峻承审，拿获强盗，立予严讯，用巡抚令旗即行正法，或即毙之杖下。别离会匪、教匪、盗匪及平常痞匪项目，按情罪以处办。公意纯用重法以锄刁悍，而残暴严格之名在所不辞也"。
谁知没有温馨几天，长沙城又发作一场更大的动乱。
第二天，曾国藩便向朝廷呈上一道奏折。曾国藩要在省会建大团，天然并不是仅仅为了防卫省会，弹压匪乱。他的首要企图在于建立一支新军。他的设法是：先招募少数人，加以严格练习，使之起到以一当十的结果；然后以这批报酬骨干，再招募十倍二十倍的人，当即便可成为一支劲旅，到时拉出省外，与承平军较量。满人对汉人向来防备甚严，兵权由朝廷紧紧节制，从不放心让汉人多带兵，更不答应有人像明朝戚继光那样建"戚家军"。或许是曾国藩的奏折写得含混，或许是因为时势危急，咸丰帝知绿营不敷依托，但愿有一支新的军事力量呈现，也或许有恭王、肃顺和唐鉴的极力包管，使得咸丰帝特别信赖曾国藩，竟然很快便亲身批覆："悉心办理，以资防剿。"曾国藩奉了这道圣旨，立即把罗泽南和他的几个高足调来长沙。他的一千团丁，颠末遴选后，带来八百。这些团丁编为两营，每营三百六十人，罗泽南带一营，王錱带一营；又从中抽调八十名精干团丁，构结婚兵队，由曾国葆统领。曾国藩又亲身通过考核比较，从八十名亲兵中挑出彭毓橘、蒋益澧、萧启江、萧庆衍等六人来，由康福卖力练习，充当本身的贴身保镳。这六小我都是曾国藩的亲戚或世谊。曾国藩以为，大团练勇中的大小头子，都必须有亲谊干系，这是将这支练勇连为一个固执团体的纽带，相互之间才气荣枯与共，存亡相干。曾国藩叫罗泽南、王錱尽力练勇，别的再请几个委员来办理平常案件。一传闻新创办的审案局衙门中要委员办事，当即便有很多官员和士绅前来保举人。曾国藩本想本身物色，不受保举，但一来一时不易找到合适的人，二来刚办事碍不过情面，便从那些被荐人中挑出十余名，拜托畴昔岳麓书院的同窗老友在籍江苏候补知州黄廷瓒卖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