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有，“爱生有分，而以所贵引之，则性命丧矣。若乃毁其所贵，弃彼任我，则聪明各全，人含其真也”（《胠箧》“擢乱六律……”注）。仿照别人，不但不能胜利；并且正因为仿照别人，就有极大能够丧失本身的天然赋性。这是仿照的坏处。
第三，仿照是有害的。向郭注又说，有些人“不能止乎赋性，而求外无已。夫外不成求而求之，譬犹以圆学方，以鱼慕鸟耳”。“此愈近，彼愈远，实学弥得，而性弥失。”（《齐物论》“五者圆而几向方矣”注）
又说：“法贤人者，法其迹耳。夫迹者，已去之物，非应变之具也，奚足尚而执之哉！执成迹以御乎无方，无方至而迹滞矣。”（《胠箧》“但是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注）
社会随情势而窜改。情势变了，轨制和品德该当随之而变。如果稳定，“即为民妖”，成为报酬的桎梏。新的轨制和新的品德该当是自生的，这才天然。新与旧相互分歧是因为它们的期间分歧。它们各自合适各自期间的需求，以是相互并无好坏可言。向郭不像老庄那样，反对轨制和品德本身。他们只反对过期的轨制和品德，因为它们对于实际社会已经不天然了。
知识和仿照
是以向郭对于先秦道家天、人的看法，有为、有为的看法，都做了新的解释。社会情势窜改了，新的轨制和品德就自生了。任它们本身生长，就是顺着天和天然，就是有为，反对它们，刚强过期的旧轨制和古品德，就是人和报酬，就是有为。向郭注说：“夫高低相受，不成逆之流也；小大相群，不得已之势也；旷然无情，群知之府也。承百流之会，居师人之极者，奚为哉？任时世之知，委必定之事，付之天下罢了。”（《大宗师》“以知为时者……”注）
在向郭的体系里，“道”是真正的“无”。在这个别系中，“天”或“六合”（这里译为universe）才是最首要的看法。天是万物的总名，所以是统统存在的全部。从天的观点看万物，使本身与天同一，也就是超出万物及其不同，用新道家的话说，就是“超乎形象”。
轨制和品德
这个思惟，向郭注阐述得很清楚，很雄辩。它说：“物各有性，性各有极，皆如年知……历举年知之大小，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倾者也。”庄子列举各种分歧的例证以后，归结到独立无待之人，他健忘本身和他的对峙面，也不睬统统不同。万物在其本身的范围内得意其乐，但是独立无待的人无功知名。“是故统小大者，无小无大者也。苟有乎大小，则虽大鹏之与斥鹦，宰官之与御风，同为累物耳。齐死生者，无死无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则虽大椿之与蟪蛄，彭祖之与朝菌，均于短折耳。故游于无小无大者，无穷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无极者也。若夫清闲而系于有方，则虽放之使游而有所穷矣，未能无待也。”（《清闲游》“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注）
向郭以为宇宙处于不竭的窜改当中。他们说：“夫有力之力，莫大于窜改者也。故乃揭六合以趋新，负山岳以舍故。故不停息，忽已涉新，则六合万物无时而不移也。……今交一臂而失之，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复今我也。我与今俱往，岂常守故哉！”（《大宗师》“但是半夜有力者负之而走……”注）
但是一小我若能真正“任我”，“毁其所贵”，这就意味着他已经能够去掉向郭所说的“偏尚之累”（《齐物论》“五者圆而几向方矣”注）。换句话说，他已经能够晓得“齐物”即万物划一的事理，能够从更高的观点看万物了。他已经登上了通向浑沌一体没有差别的境地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