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主扬声欲至合肥，征东将军满宠表召兖、豫诸军皆集，吴寻退还，诏罢其兵。宠觉得：“今贼大肆而还，非本意也，此必欲伪退以罢吾兵，而倒还乘虚，掩不备也。”表不罢兵，后十馀日，吴果更来。到合肥城，不克而还。
尚书琅邪诸葛诞、中书郎南阳邓飏等相与结为党友，更相题表，以散骑常侍夏侯玄等四报酬四聪，诞辈八报酬八达。玄，尚之子也。中书监刘放子熙，中书令孙资子密，吏部尚书卫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其父居势位，容之为三豫。行司徒事董昭上疏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贵尚浑厚忠信之士，深疾虚假不真之人者，以其毁教乱治，败俗伤化也。近魏讽伏法建安之末，曹伟斩戮黄初之始。伏惟前后圣诏，深疾浮伪，欲以破散邪党，常用切齿；而法律之吏，皆畏其权势，莫能纠擿，破坏民风，侵欲滋甚。窃见现本幼年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合党连群，相互褒叹，以毁訾为罚戮，用党誉为爵赏，附己者则叹之盈言，不附者则为作瑕衅。至乃相谓：‘当代何忧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罗之下博耳；人何患其不知己，但当吞之以药而柔调耳。’又闻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职家人，冒之出入，来往禁奥，交黄历疏，有所探听。凡此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虽讽、伟之罪，无以加也！”帝善其言。仲春，壬年，诏曰：世之质文，随教而变。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生讲趣，不由典谟。岂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其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罢退之！因而免诞、飏等官。
十仲春，雍丘王植徙封东河。
太和四年庚戌，公元二三零年春，吴主使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亶洲，欲俘其民以益众。陆逊、全琮皆谏，觉得：“桓王创基，兵不一旅。今江东见众，自足图事，不当远涉不毛，万里袭人，风波难测。又民易水土，必致疾疫，欲益更损，欲利反害。且其民犹禽兽，得之不敷济事，无之不敷亏众。”吴主不听。
六月，癸卯，繁阳王穆卒。
元城哀王礼卒。
玄月，吴主迁都建业，皆因故府，不复增改，留太子登及尚书九官于武昌，使上大将军陆逊辅太子，并掌荆州及豫章二郡事，董督军国。南阳刘弇尝著《先刑后礼论》，同郡谢景称之于逊，逊呵景曰：“礼之善于刑久矣；弇以细辩而诡先圣之教，君今侍东宫，宜遵仁义以彰德音，若彼之谈，不须讲也！”太子与西陵都督步骘书，求见启诲，骘因而条于时势业在荆州界者及诸僚吏行能以报之，因上疏奖劝曰：“臣闻人君不亲小事，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职，故舜命九贤，则无所用心，不下庙堂而天下治也。故贤人地点，折冲万里，信国度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愿明太子重以经意，则天下幸甚！”
冬，十月，改平望观曰听充观。帝常言：“狱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断大狱，常诣观临听之。初，魏文侯师李悝著《法经》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萧何定《汉律》，益为九篇，后稍增至六十篇。又有《令》三百馀篇、《决事比》九百六卷，世有增损，错糅无常，先人各为章句，马、郑诸儒十有馀家，乃至于魏。所当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馀言，览者益难。帝乃诏但用郑氏章句。尚书卫觊奏曰：“刑法者，国度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县命而选用者之所卑贱。王政之敝，一定不由此也。请置律博士。”帝从之。又诏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等删约汉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百八十馀篇，于《正律》九篇为增，于旁章科令为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