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丁丑，车驾至定州。丁亥，上谓侍臣曰：“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后辈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耳。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馀力以取之。朕自发洛阳，唯啖肉饭，虽春蔬亦不之进，惧其烦忧故也。”上见病卒，召至御榻前存慰，付州县疗之，士卒莫不感悦。有不预征名，志愿以私装参军，动以千讨，皆曰：“不求县官勋赏，惟愿效死辽东！”上不准。
沧州刺史席辩坐赃污，仲春，庚子，诏朝集使临观而戮之。
壬寅，故太子承乾卒于黔州，上为之废朝，葬以国公礼。
丁未，车驾发幽州。上悉以军中资粮、东西、簿书委岑文本，文本凤夜勤力，躬自料配，筹、笔不去手，精力耗竭，言告别动，颇非常日。上见而忧之，谓摆布曰：“文本与我同业，恐不与我同返。”是日，遇暴疾而薨。其夕，上闻严鼓声，曰：“文本殒没，所不忍闻，命撤之。”时右庶子许敬宗在定州，与高士廉等共知秘密，文本薨，上召敬宗，以本官检校中书侍郎。
甲寅，诏诸军及新罗、百济、奚、契丹分道击高丽。
张亮帅舟师自东莱渡海，袭卑沙城，其城四周悬绝，惟西门可上。程名振引兵夜至，副总管王漂亮先登，蒲月，己巳，拔之，获男女八千口。分遣总管丘孝忠等曜兵于鸭绿水。
俟利苾之北渡也，有众十万，胜兵四万人，俟利苾不能抚御，众不惬服。戊午，悉弃俟利苾南渡河，请处于胜、夏之间；上许之。群臣皆觉得：“陛下方远征辽左，而置突厥于河南，距京师不远，岂得不为后虑！愿留镇洛阳，遣诸将东征。”上曰：“蛮夷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乱。炀帝无道，失人已久，辽东之役，人皆断手足以避征役，玄感以运卒反于黎阳，非蛮夷为患也。朕今征高丽，皆取愿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参军者，皆愤叹郁邑，岂比隋之行怨民哉！突厥贫弱，吾收而养之，计其戴德，入于骨髓，岂肯为患！且彼与薛延陀嗜欲略同，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归我，其情可见矣。”顾谓褚遂良曰：“尔知起居，为我志之，自今十五年，保无突厥之患。”俟利苾既失众，轻骑入朝，上觉得右武卫将军。
丁巳，诏谥殷太师比干曰忠列，所司封其墓，春秋祠以少牢，给随近五户供洒扫。
癸亥，上至邺，自为文祭魏太祖，曰：“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馀，万乘之才不敷。”
李世勣军发柳城，多张情势，若出怀远镇者，而潜师北趣甬道，出高丽不料。夏，四月，戊戌朔，世勣自通定济辽水，至玄菟。高丽大骇，城邑皆闭门自守。壬寅，辽东道副大总管江夏霸道宗将兵数千至新城，折冲都尉曹三良引十馀骑直压城门，城中惊扰，无敢出者。营州都督张俭将胡兵为前锋，进渡辽水，趋建安城，破高丽兵，斩首数千级。太子引高士廉同榻视事，又令更加士廉设案，士廉固辞。
前宜州刺史郑元璹，已致仕，上以其尝从隋炀帝伐高丽，召诣行在；问之，对曰：“辽东道远，粮运艰阻；东夷善守城，攻之不成猝下。”上曰：“本日非隋之比，公但听之。”
甲午，以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帅江、淮、岭、硖兵四万，长安、洛阳募士三千，战舰五百艘，自莱州泛海趋平壤；又以太子詹事、左卫率李世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帅步骑六万及兰、河二州降胡趣辽东，两军合势并进。庚子，诸军大集于幽州，遣行军总管姜行本、少府少监丘行淹先督众工造梯冲于安萝山。时远近懦夫应募及献攻城东西者不成胜数，上皆亲加损益，取其便易。又手诏谕天下，以“高丽盖苏文弑主虐民，情何可忍！今欲巡幸幽、蓟，问罪辽、碣，所过营顿，有为劳费。”且言：“昔隋炀帝残暴其下，高丽王仁爱其民，以思乱之军击安和之众，故不能胜利。今略言必胜之道有五：一曰以大击小，二曰以顺讨逆，三曰以治乘乱，四曰以逸敌劳，五曰以悦当怨，何忧不克！书记元元，勿为疑惧！”因而凡顿舍供费之县，减者太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