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中四年癸亥，公元七八三年春，正月，丁亥，陇右节度使张镒与吐蕃尚结赞盟于净水。
淮宁都虞侯周曾、镇遏兵马使王玢、押牙姚憺、韦清密输款于李勉。李希烈遣曾与十将康秀琳将兵三万攻哥舒曜，至襄城，曾等暗害还军袭希烈，奉颜真卿为节度使，使玢、憺、清为内应。希烈知之，遣别将李克诚将骡军三千人袭曾等，杀之，并杀玢、憺及其党。甲午，诏赠曾等官。始。韦清与曾等约，事泄不相引，故独得免。清恐终及祸，说希烈请诣朱滔乞师，希烈遣之，行至襄邑，逃奔刘洽。希烈闻周曾等有变，闭壁数日。其党寇尉氏、郑州者闻之，亦遁归。希烈乃上表归咎于周曾等，引兵还蔡州，外示悔过从顺，实待朱滔等之援也。置颜真卿于龙兴寺。丁酉，荆南节度使张伯仪与淮宁兵战于安州，官军大败，伯仪仅以身免，亡其所持节。希烈令人以其节及俘馘示颜真卿。真卿号恸投地，绝而复苏，自是不复与人言。
初，上在东宫，闻监察御史嘉兴陆贽名，即位，召为翰林学士，数问以得失。时两河用兵久不决，赋役日滋，贽以兵穷民困，恐别生内变，乃上奏，其略曰：“克敌之要，在乎将得其人；驭将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将非其人者，兵虽众不敷恃；操失其柄者，将虽材不为用。”又曰：“将不能使兵，国不能驭将，非止费财玩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灾。”又曰：“今两河、淮西为兵变之帅者，独四五凶人罢了。尚恐此中或傍遭诖误，内蓄危疑。苍黄失图，势不得止。况其馀众，盖并主谋，苟知全生，岂愿为恶！”又曰：“无纾目前之虞，或兴不测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财者，人之心也。其心伤则其本伤，其本伤则枝干颠瘁矣。”又曰：“人摇不宁，事情难测，是以兵贵拙速，不尚巧迟。若不靖于本而务救于末，则救之所为，乃祸之所起也。”又论关中情势，觉得：“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废则危；居重以驭轻，倒持则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隶禁卫，大凡诸府八百馀所，而在关中者殆五百焉。举天下不敌关中之半，则居重驭轻之意明矣。承平渐久，武备浸微，虽府卫具存而卒乘罕习。故禄山窃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资，一举滔天，两京不守。尚赖西边有兵，诸牧有马，每州有粮，故肃宗得以复兴。乾元以后，继有外虞，悉师东讨，边备既弛，禁戒亦空，吐蕃乘虚，深切为寇，故天赋子莫与为御，避之东游。是皆失居重驭轻之权，忘深根固柢之虑。内寇则沠、函失险，外侵则沠、渭为戎。于斯之时，虽有四方之师，宁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岂不为之寒心哉！今朔方、太原之众，远在山东；神策六军之兵，继出关外。傥有贼臣啖寇，黠虏觑边，伺隙乘虚，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窃忧也。未审陛下其何故御之！侧闻伐叛之初，议者多易其事，佥谓有征无战，役不逾时，计兵未甚多，度费未甚广，于事为无扰，于报酬不劳；曾不料兵连祸拏，变故难测，日引月长，渐乖始图。往岁为天下所患，咸谓除之则可致升平者，李正己、李宝臣、梁崇义、田悦是也。往岁谓国度所信，咸谓任之则可除祸乱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己死，李纳继之；宝臣死，惟岳继之；崇义卒，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携。但是往岁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岁之所信者，今则自叛矣，而馀又难保。是知立国之安危在势，任事之济否在人。势苟安，则异类同心也；势苟危，则舟中敌国也。陛下岂可不追鉴旧事，惟新令图，修偏废这柄以靖人，复倒持之权以固国！而乃孜孜汲汲，报思费心，徇无巳之求，望难必之效乎！今关辅之间，征发已甚，宫苑以内，备卫不全。万一将帅当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负固边垒，诱致豺狼，或窃发郊畿，惊犯城阙，此亦愚臣所窃为忧者也，夫审陛下复何故备之！陛下傥过听愚计，所遣神策六军李晟等及节将后辈，悉可追还。明敕泾、陇、邠，宁，但令严备封守，仍云更不征发，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罢都城及畿县间架等冗赋，则冀已输者弭怨，见处者获宁，民气不摇，国本自固。”上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