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第1页/共4页]

苏洵对于朝廷用“声病抄袭之文”取士尤其不满，以是最后又说：夫人固有才干奇绝而不能为章句名数声律之学者，又有不幸而不为者，苟一之以进士制策，是使奇才绝智偶然而穷也。使胥吏之人得出为长吏，是使一介之才无所逃也。进士制策网之于上，此又网之于下，而曰天下有遗才者，吾不信也。唐宋以诗文取士，对于前代之仅以家世用人来讲，已是一猛进步，特别是到了宋朝，布衣寒士由此而得仕进者越来越多了；苏洵的文章，反应了一些布衣寒士以及胥史贱吏的政治要求。曾巩在《苏明允哀辞》中对于苏洵的文章有过全面的批评。他说苏洵之文，“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尽之约，远能使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烦能稳定，肆能不流”。这是对苏洵文章详细的评价。苏洵为文，确是长于“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的，所谓“烦能稳定，肆能不流”，也确是其文的特性之一。

苏洵平生，以布衣而被起用，位不过县主簿，级不过八品。居官期间，只参与修纂了《太常因革礼》100卷。他的事迹不在政事而在文章。他的文章是以论兵见长的，纵论古今，指切弊端，极有深度。此中《权书·六国》，早为世人传诵。如文中有云：六国幻灭，非兵倒霉，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幻灭之道也。或谓：六国互丧，率赂秦也？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这是从“前人以往成败之迹”讲起，也便是他所谓“施之于今，无所不成”者。他又恐只讲前人的成败之迹，古人一定深晓，因而最后又点明道：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能够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这就更明白地说到当代了。如许的笔墨恰是邵博《闻见后录》所谓“讥时之弊”的文章。

苏洵（1009年～1066年），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幼年不学，他本身说：“少不喜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欧阳修也说他“年二十七，始大发奋，谢其素所来往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但因他不擅时文，举进士不第。庆历五年（1045年），37 岁，因举制策入京。正值庆历新政失利，范仲淹诸人多被贬逐。他很绝望，在厥后写的《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说：“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感喟，觉得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觉得荣也。”因为目睹时艰，再加上制举不中，苏洵对于国度的前程和本身的宦途都颇悲观，因而且不求仕，“悉取所为文数百篇焚之，益闭户读书，遗言不为文辞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得其精炼，含蓄充满，抑而不发久之。后为知益州张方平所赏识。

嘉祐三年（1058年），朝廷命苏洵赴阙招考，他上书天子，表示回绝。与此同时，他写了《答雷简夫书》、《与梅圣俞书》、《上欧阳内翰第四书》等，宣泄本身不肯招考的情感。在《答雷简夫书》中说：“向者《权书》、《衡论》、《几策》，皆仆闲居之所为，其间虽多言本日之事，亦不自求出之于世，乃欧阳永叔觉得可迫而进之。苟朝廷觉得其言之可托，则何所事试？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匆急之言，又何足信邪？”在《与梅圣俞书》中说：“且以永叔之言与三书之所云，皆世之所见，今千里诏仆而试之，盖其心另有所未信，此尤不成苟进以求其荣利也。”这就是说，本身的识见程度，具见于《权书》、《衡论》、《几策》三书当中，没有需求再加策试；而朝廷竟要再加策试，即是不被信赖。对此，苏洵是非常气愤的。固然苏洵如此气愤，而作为一介墨客，要想实现本身的政治抱负，仍然不得不向朝廷低头，他固然回绝了招考，却又写了《上天子书》。说是“条为十通，以塞明诏”，实际上也是以此作为“招考”之文。在这篇上书中，苏洵比较体系全面地阐述了本身的政治观点。此中有些观点，即是重申庆历新政的主张。并且总结了庆用期间的经历经验。但是，此书上后，仍未引发朝廷多大正视。直到嘉祐五年（1060年），苏洵才被任命为试秘书省校书郎的卑职。治平三年（1066年），苏洵以霸州文安县主簿而终，时年58岁。著作有《嘉祐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