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第2页/共4页]

苏洵是以论兵自大的，其论兵之文也确有成绩，但苏洵文章的成绩却不但在于论兵。论兵之文也只是论政之文的一个部分。苏洵论政，亦如论兵，不为空谈，常有独到之见。关于朝廷用人题目，苏洵所言，亦甚激切。特别 关于“任相”，言之最详。在《衡论·远虑》中，他说古之天子，必有“腹心之臣”，而“近世之君”，则未能尊敬宰相。文中有云：近世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眇然于下。高低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视君如天之辽但是不结婚，而君亦如天之视人洎然无爱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忧，彼不觉得忧；社稷之喜，彼不觉得喜。君忧不辱，君辱不死。一人举之则用之，一人毁之则舍之。宰相避嫌畏讥且不暇，何暇经心以忧社稷？数迁数易，视相府如传舍，百官治之于下，而天子恂恂于上，一旦有卒然之忧，吾未见其不颠沛而殒越也。…太祖用赵忠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莱公亦诚其人，然与之权轻，故终以见逐。而天下几有不测之变。但是其必使之能够生人杀人而后可也。 宋时宰相之权，同历代比拟，能够说是够重的了。但苏洵还觉得不敷，他但愿天子把宰相看作“腹心之臣”，“尊之如父师，爱之如兄弟”，作到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百人誉之不加密，百人毁之不加疏”。他以为只要如许才“可与议天下之机，虑天下之变”。文章最后举赵普、寇准为例，觉得寇准固然得用，而失之“权轻”。结论是任用宰相，不但要“尊其爵，厚其禄”，并且要“重其权”。要求重宰相之权，即是分天子之权。这是唐宋两代朝政鼎新中，庶族文人的一种新的政治要求。固然主观上是要“经心以安社稷”，而客观上则是庶族文人争政治权力。欧阳修曾经主张“不为宰相，必为谏官”，说宰相、谏官能在天子面前争是非如此，本色上也是仰仗言权来摆布天子的权力。苏洵为了阐扬如许的思惟，还写了《任相》一文。此中特别指出“任相之道，与任将分歧”，必须“接之以礼”。对于“人主傲然于上，不礼宰相以自负大者”，至为不满。此文可与《衡书·远虑》同看。其次，关于用人题目，“任相”以外，还谈到取士。关于取士，苏洵也有专论。《广士》一文中有云：古之取士，取于盗贼，取于蛮夷。古之人非以盗贼蛮夷之事可为也，以贤之地点罢了矣。夫贤之地点，贵而贵取焉，贱而贱取焉，是以盗贼下人蛮夷异类，虽仆从之所耻，而常常登之朝廷，坐之郡国，而不觉得怍；而绳趋尺步，华言而华服者，常常反摈斥不消。何则？天下之不能绳趋而尺步，华言而华服者，众也。朝廷之政，郡国之事，非特如此而可治也。彼虽不能绳趋而尺步，华言而华服，但是其才果可用于此，则居此位可也。夫古之用人无择于势，布衣寒士而贤则用之，公卿后辈而贤则用之，武夫健卒而贤则用之，巫医方技而贤则用之，胥史贱吏而贤则用之。今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纸，书声病抄袭之文而至享万钟之禄，卿大夫之后辈饱食于家，一出而趋高车驾大马觉得民上，武夫健卒有洒扫之力驰驱之旧，久乃领善郡执兵柄，巫医方技一言当中，大臣且举觉得吏。若此者皆非贤也，皆非功也，是今之以是进之之途多于古也；而胥史贱吏独弃而不录，使老死于敲榜趋走，而贤与功者不获一施，吾甚惑也。这是一篇对于取士、用人轨制的峻厉的攻讦。此中主张任用盗贼胥史，与韩愈三上宰相书中的定见是分歧的。都是要求广开才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