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读书人平生所求，不就是立德、建功、立言这三不朽？
他化气愤为力量，买了一篇一块钱的漫笔献，对着文章硬生生把二十多年没碰过的政治实际又找了返来。
“本年山东、河北、山西大旱，粮食绝收，百姓无地存身，只得展转逃荒。若本地便有一似汉中经济园之地可供其衣食，亦为本地官府换得赈灾银子，可活多少生民？”
不但要写，还要写得比他们都高大上。本富算甚么，我们直接来“国富”!
这道诏旨发下去，却在朝中掀起了一番争论。
固然他是七品御史，其实在五品知府前也不必自称下官，何如他那位四品给事中的上官就坐在宋知府身边，低眉扎眼，含情脉脉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
莫非他不会写么？
呵呵。
详细如何做再他们上个条陈来，交内阁与六部共议。
不但要写，还要给门生讲，让他们从小懂点经济学，将来当了官不要做那种“口不言钱字”，朝廷没钱了不知去挣，只会加科捐冗赋，或者逼着皇上减衣缩食的冬烘。
《国富论》的大名，还是当初从他们宿舍楼上层办理学院门生那边听来的，内容不大清楚，不过名字好就能借用。至于内里写甚么——
宋时将手里的信纸一推，挽起袖子说：“等着，本府莫非不会写个带富字的文章？”
熊棨悄悄叹了一下，抬起眼来回望顾佐，神采已变得果断：“总宪尽管放心。熊某既是朝廷大臣，安能不知国事为重，此身为轻？慢说只是要到各省勘矿，便是我们院里那些派往边关管军屯、马政的御史，又有哪个怕过艰巨？”
劳动致富就是本富，作为农业劳动和作为产业劳动的代价是一样的崇高，都是本富。至于朝中哓哓不休要定性为末富、奸富的本钱，在他这里都是要投入到劳动出产中，化为“本富”的，又有甚么凹凸之别？
文章走得比御史还快些，从都察、翰林两处递到宋时与桓凌手里。倒是他们的亲人只怕他们看到这些东西坏了心境，都尽量压着，家书中也不敢提半个字。
那还用问吗，邓爷爷如何带领天下群众致富奔小康的？不但马哲、毛概、邓论，他连政治经济学都还没忘呢。
这点银子在户部来讲只能算九牛一毛，不必剥削那里该拨的银子，三位阁老都松了口气，筹办廷推此中管事的官员。
工人阶层是前锋队，农夫阶层是主力军，他们理科生考政治时这道题得考八百回，他如何能够不正视农夫的力量？这是封建官僚对他们新期间扶植者赤衤果裸的曲解和诬告！
与其说是砣床，不如说是脚踏动力的机床——
不，不厚，普通。
“圣上成心在各省推行此园，故先在京中尝试，以观其好坏，矫其弊端，来日在各府州设想时才不易出错。”
甚么“本富”“末富”“奸富”，一个带领群众大众致富奔小康被他们解读出八百个花腔来。就跟谁造的词多谁更有理似的。
熊御史就是为了学他大产业来的，宋时不是那种讲授时会藏私的人，当下指了指那块玉，含笑先容道：“只是我这园子里将玉砣床改进了一番，打磨东西邃密度更高了。且不止能砣玉，还能打磨些别的。”
熊棨有些吃惊地问：“如许好的雕工，虽是新璧，只怕花消也很多吧？下官怎好收如许贵重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