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始，鼓励官方学习技艺。而后，凡理科测验之年，同时停止武科。武科测验项目以骑射为主。考场由兵部主持。
（一）禄米。《新唐书·食货志五》云：“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文武官给禄，颇减隋制，一品七百石，从一品六百石，二品五百石，从二品四百六十石……”递至从九品为30石，都是每年供应一次，外官无禄。至贞观初年，中书舍人高季辅建言：“外官卑品贫匮，宜给禄养亲。”而后，规定外官比京官低一等给禄，一品以50石为一等，二品三品以30石为一等，四品、五品以20石为一等，六品、七品以5石为一等，八品、九品以2石5斗为一等。若无粟则以盐代禄。别的，百官在年关考核中获得上考者，可获得奖禄一季或一年。
自南北朝末年，士族门阀轨制已经走向式微。关陇地区的士族门阀权势，本来就不象南朝和山东地区那样根深蒂固。北周官员的升迁已经不全凭家世门资。跟着同一的封建中心集权国度的重修，地主阶层要求扩大它的统治根本，与士族门阀轨制密切联络的九品中正制再也不能适应封建国度的需求了。隋文帝即位后，多次命令收罗才气之士。《隋书·高帝纪》载：“开皇七年（公元587年）正月……制诸州岁贡三人”。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七月又“诏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1当时，代理吏部尚书的卢恺、侍郎薛道衡对峙以家世凹凸作为选用人才的标准，成果是“潜愬纷繁”，卢、薛两人都遭到了“除名”的处罚2。文帝对峙荐举轨制，直到他临死的前一年，还下了一道圣旨：“令州县搜扬贤哲，皆取明知古今，通识治乱，究政教之本，达礼乐之源。不限多少，不得不举。”到了炀帝设置进士科，才正式构成了科举轨制。当时的科举大抵有两种环境：一类属于临时的特科，相称于唐朝的制科，如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四月，诏文武有职事者，以孝悌有闻、德行浑厚、节义可称、操履洁净、强毅朴重、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体力骁壮十科举人。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六月，又诏诸郡“以学业该通，才艺优洽；体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慎、堪理政事；立性朴重、不避强御四科举人。”3这里的“十科举人”、“四科举人”都只是临时下诏，偶一行之，并没有成为一种轨制；另一类是常设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科。最后只设秀才、明经两科。秀才先试策，并加杂文。如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杜正玄投考秀才科，当时杂文测验很难。那年的题目是拟作《司马相如上林赋》、《王褒圣主得贤臣颂》、《班固燕然山铭》、《白鹦鹉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的考题是拟作《贾谊过秦论》及《尚书·汤誓》、《匠人箴》、《几赋》等。当时秀才科的登科标准很高，每次测验落第的人很少，几近成为虚悬的科目。厥后又增置了进士科，只试策，不考杂文，增加了登科的人数。明经科只考《九经》、或帖经或问经义，落第的人数较多。隋朝的刘焯、王贞、杜正玄、杜正藏、许敬宗等，都是秀才出身；房玄龄、侯君素、孙伏伽、杨纂等，都是进士出身；孔颖达、韦云起等，都是明经出身。以“试策”取士，在中国选官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科举轨制今后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