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还记录了罗马的政治轨制：“常使一人持囊随王车，人有言事者，即以书投囊中，王至宫发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书。置三十六将，皆集会国事。其王无有凡人，皆简立贤者。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
按照古罗马文书，罗马对中国的熟谙还处在“赛里斯”神话阶段，当然不会有派人出使中国的记录。但《后汉书》却明白记录，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一名罗马使者达到洛阳，“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通焉”。这件事的实在性无可置疑，“安敦”就是当时在位的罗马天子安东尼·庇乌（anninlepieu）。这位罗马使者从日南（今越南）出境，大抵没有走丝绸之路，而是乘船从印度洋而来。文书上没有记录他的观光芒路，乃至没记下他的名字，只记下他进贡的礼品。这位自傲的使者能够以为他献给汉朝天子的都是无价之宝，但在洛阳宫廷里，这些不过是司空见惯的浅显物品。欧洲人的第一次东方交际仿佛没有引发中国人的存眷。
甘英一起跋山渡水，横穿中亚，颠末安眠来到条支。走到了陆地绝顶，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望无边的大海。我们能够推断，他面对的大海就是地中海。安眠的海员对甘英说，这个海极其宽广，如果顺风，船只3个月才气达到对岸，风向不对则要两年，以是渡海者要带上3年的干粮。行于海上，特别轻易让人思恋故里，飞行也很伤害，常常面对灭亡的威胁。甘英在陆路上是一名固执英勇的探险家，当他面对浩大的大海时，信心却摆荡了。终究，他掉转马头，踏上返国的路程。甘英的一念之差，使东西方的直接交换推迟了1000多年，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遗憾。如果甘英度过地中海，达到罗马城，天下文明史就有了另一种能够。
我们不晓得是甚么启事使班超对大秦产生了如此稠密的兴趣。莫非在此之前，除了几位犁轩把戏师外，另有罗马人到过中国吗?一名叫德孝骞的法国粹者颠末对《汉书》的研讨，提出了一个很成心机的假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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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汉朝繁华畅旺，恰是中华民族最具开辟进取心的期间。东汉统治西域后，班超曾发愤西进，摸索天下的边沿——在日落处的奥秘国度。东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副使甘英受调派由西域解缆，向西方探险，此行的目标地是大秦——罗马帝国。
在东西方天下开端相互寻觅的时候，中国人更多地打仗了罗马人，这是一个极好的交换机遇。如果中国人持续保持张骞和班超的开辟精力和冒险精力，把丝绸之路一向延长到罗马城，必然会大大促进天下的文明过程。但中国人没有掌控住这个机遇。几十年后，因为东汉朝廷的暗中和败北，导致了魏晋南北朝(公元220年—公元589年）300多年的分裂和战乱，丝绸之路开闭无常，东西方陆路交通来往进入了低潮期。而后，直至繁华昌隆的中国唐朝，丝绸之路才重新贯穿，成为首要的国际商贸通道。
“（大秦）以石为城郭，列置邮亭，皆垩塈之……皆髡头而衣文绣，乘辎白盖小车，出入伐鼓，建旗号幡帜。所居城邑，周圜百余里。城中有五宫，相去各十里。宫室皆以水精为柱，食器亦然。”这段笔墨描述了罗马城都用白灰涂屋顶，罗马男人都理短发（中国人剃发是一种科罚），穿有刺绣图案的打扮，宫殿和餐具多用玻璃。可见当时汉人还不体味大理石与玻璃的辨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