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兴建水利，丁直璜在济南建尚志书院，招收各府州县儒生来院讲习，兼收愿学天文、地理、算术者。而在左宗棠的西征协饷分摊过来以后，丁直璜主动支撑，每一次都是足额将协饷托付。他办的这些事为他博得了极高的官声，但山东的财税支出却垂垂的变得入不抵出。而丁直璜并没有去研讨这当中的启事，而是在全省范围内厉行俭仆，并亲身带头做榜样，并严禁捐勒需索欺诈卖放等弊，“谕各贩子，如有此蔽，准其随时喊禀，当即严究。……重则严惩，轻则当堂笞责，……没有讹索得脏者，当即究返，当堂发还贩子，不拖延时候”。但他的榜样固然做得好，除了他小我的官声持续高涨以外，别的倒是一无统统。
而丁直璜却仍然对此对峙不懈，他上任之时，山东的税收本来并很多，但他“一心为民”，到任后便大兴“利民工程”，兴建水利。1871年，黄河于山东郓城侯家林决口，交通梗阻，多数州县被淹。卖力治河的大臣建议第二年完工堵筑。丁直璜力请立即于水涸时完工，并请命亲身督修。不到两个月完工，时称“费半而功倍”。但不久以后黄河又在石庄户决口，河水夺流南下，山东、江苏、安徽数百里受灾，运河交通烧毁，朝廷高低治水之议莫衷一是。丁直璜又奏请督工堵筑，河水专注于大清河入海。
当然，小民百姓当中，也并不是谁都这么以为的，一些士绅和贩子在暗里里就曾收回了“清官亦猛于虎”的哀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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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官们的一丝不取与赃官们的毫无忌讳，实在也是不异文明基因上发展而成的两极。清官和赃官这两种极度实在是相辅相成的，正如太极之一阴一阳。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清官与赃官是相互依存，恰是清官的“至清”，才形成了赃官们的“至贪”。换句话说，做清官标准太高了，对人的要求太刻薄了，绝大多数人都达不到这个标准。达不到清官标准，那或多或少就是个赃官，既然贪了，何不贪个痛痛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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