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辩贵贱，叙劳能，则有品、有爵、有勋、有阶，以时考核而起落之，以是任群材、治百事……方唐之盛时，其制如此。
可见唐太宗非常重视个人的聪明，制止小我专断而形成“兆民之深患”。中书、门下帮手天子决定大计目标，就是制止小我专断的有效办法。
唐承隋制，置御史台，为天下最高监察构造。设御史大夫1人，正三品。《新唐书·百官志》云：“大夫掌以刑法典章，改正百官之罪过”。《唐会要·御史台》云：“正朝廷法纪，举百家紊失”。在隋朝及唐初，御史台尽管揭露，并且只要按照传闻便可奏劾，不需求甚么证据，更不受理诉讼，这就是《通典·御史台》所说的“但传闻弹事，大纲罢了”。唐太宗非常正视御史台的感化，他要求三省和御史台官员各尽其责，真正起到相互查抄的感化。《贞观政要》卷1记录他对大臣说：隋朝以是二世而亡，一个首要的启事就是当时天子“不肯信赖有司，每事皆自断”，成果群臣有定见都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罢了”。而他本身则要“择天下贤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事”，凡事都要交给有司筹议，然后经宰相筹划，于事稳便，才气上奏实施。他为了充分阐扬御史台的监察职能，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规定：凡是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官吏入阁议事，都要有谏官伴同，有不当的随时进谏。御史台的职位由此进步，对于改正官吏的违失起了必然感化。贞观今后，御史台也受词讼，并且设置了“台狱”，《新唐书·百官志》说：“凡冤而无告者，三司诘之。三司，谓御史大夫、中书、门下也”。“有制覆囚，则与刑部尚书平阅”。对于百司犯警事件，“大事奏裁，小事专达”。在纠举之前，常常要“推覆理尽，然后弹之”。
诸州计奏达京师，以事大小多少为之节。凡符、移、关、牒（按：皆公文名），必遣于都省乃下。天下大事不决者，皆上尚书省。这申明尚书省的权位相称首要，据《旧唐书·戴胄传》记录，唐太宗曾说：“尚书省，天下纲维，百司所禀，若一事有失，天下必受其弊者。”这几句话就足以申明尚书省在中枢行政机构中的首要职位了，也就是说在三省中，尚书省才是行政的实际总汇。唐朝的尚书省构造更加整齐周到，由隋之六曹牢固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而每部的构造，则以隋之侍郎升为尚书的佐贰，在尚书摆布丞下，每部有4个属司，共24个司。
唐朝初年，以中书省长官中书令、门下省长官门下侍中、尚书省长官尚书令共议国政，都是宰相。宰相是帮手天子总领天下大政的官员。《新唐书·百官志》说：“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其任重矣”。厥后，因为唐太宗即位前虽曾任过尚书令，臣下避而不敢居其职，便以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门下侍中、中书令号称宰相。据《册府元龟·宰相总序》说，自隋代以来，就有“或以他官参掌机事及专掌朝政者，并为辅弼”。唐朝也因宰相层次尊崇，人主不肯等闲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并假借他官之称。如唐太宗时，杜淹以吏部尚书参议朝政，魏征以秘书监参与朝政，厥后，或称“参议得失”，或称“参知政事”等等，称呼不一，都是宰相之职。《旧唐书·李靖传》载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中书令（《百官志》作仆射）李靖因足疾上表“乞骸骨”，其言辞极其诚心，唐太宗为之打动，说：朕观古往今来，身居繁华，能满足者甚少。即使才气不堪，身患疾病，犹自强居职位。公能识大抵，精力诚可嘉。因而，太宗除下优诏，令其在家保养外，又命其疾小愈，两、三日一至中书门下平章事。贞观十七年（公元633年），太宗以李绩为太子詹事（东宫百官之长），并特加“同中书门下三品”之衔，使其与侍中、中书令一样参与宰相职事。今后以后，就有“平章事”与“同三品”的衔号，就是品级再高的官，也不例外，不然，就不能利用宰相的权柄，只要三公、三师及中书令不加，永淳元年（公元682年），以黄门侍郎郭侍举，兵部侍郎岑长倩划一中书门下平章事，自此今后，“同平章事”也成为宰相的衔号。开元今后，为仆射者例不加“同平章事”，成果就不能参与宰相机务，而被挤出宰相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