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省置令1人，正二品。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改称东台，废尚书令，改尚书为太常伯，侍郎为少常伯，武则天光宅元年（公元684年）又改称文昌台，不久再改成文昌都省。垂拱元年（公元685年）称为都台，长安三年（公元703年）称为中台。唐朝尚书省的办事机构设在长安皇城的承天门大街东侧，位于中书、门下二省之南端，以是又别称南省或南宫。从中书门下收回的诏令制敕，均经过尚书省转发到中心各部分及处所各州县，或者按照诏令制敕的精力制成政令，下达到有关部分。《新唐书·百官志》说：
唐朝中书省（隋因避讳作“内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中，干系最为密切的是中书省与门下省，它们合称为两省或北省（尚书省称为南省），长官为中书令、侍中，开元时皆为正三品（代宗时升为正二品）。中书省与门下省同秉军国政要，中书省掌制令决策，门下省掌封驳审议。凡军国要政，皆由中书省预先定策，并草为诏敕，交门下省审议复奏，然后付尚书省颁布履行。门下省如果对中书省所草拟的诏敕有贰言，能够封还重拟。凡中心各部、寺、监及处所各部分所呈上的奏章，首要的必须通过尚书省交门下省审议，承认今后，方送中书省呈请天子批阅或草拟批答，门下省如以为批答不当，也可采纳点窜。唐太宗非常正视中书、门下两省在中枢政务机构中所阐扬的感化，他曾多次称中书门下为“秘密之司”。《资治通鉴》卷192记录：他于贞观元年十仲春对群臣说：
中书省与门下省还各有补阙拾遗，它们均分左、右置，“左”隶门下省，“右”隶中书省。摆布补阙，从七品上；摆布拾遗，从八品上，均是武则天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创置的。据《旧唐书·白居易传》载，白居易于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8年）曾任过左拾遗，他说：“摆布拾遗，掌供奉讽谏，凡发令发难，有不便于时，分歧于道者，小则上封，大则廷诤”。“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弊无不言，此国朝置拾遗之本意也”。谏官有直接向天子提定见的机遇，以是，官品虽低，也非常时人所重。从实际上说，谏官的本职，就是建言讽谏，即便言辞狠恶，也无可非难，白居易在任拾遗、补阙期间，曾尽其职而力谏，多次上书言事，乃至劈面和天子争论，据《通鉴》卷238记录：“白居易因议事，言陛下错，上色庄而罢，密召承旨李绛，谓‘白居易小臣不逊，须令出院’。”以是，元和八年（公元813年），白居易被改任太子左赞善大夫，这是一个不得过问朝政而专门伴随太子读书的闲官。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宰相武元衡被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人刺死，白居易激于义愤，起首上书“急请捕贼，以雪国耻”，而当时旧官僚个人却进犯他说“宫官非谏职，不抢先谏官言事”，并借机加以诬告，把他贬为江州司马。这件事既说了然谏官有言事的特权，也申明谏官处境的艰巨。
御史台的次官，唐初依隋旧制，称治书侍御史中丞，高宗李治即位，因避帝讳，改称御史中丞，正五品下。《唐会要》“御史大夫”条云：因为“大夫秩崇，官不常置”，故实际上以“中丞为宪台之长”。
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然驳正。民气所见，至有分歧，苟论难来往，务求至当，舍己从人，亦复何伤！比来或护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顺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国之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