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史台的次官，唐初依隋旧制，称治书侍御史中丞，高宗李治即位，因避帝讳，改称御史中丞，正五品下。《唐会要》“御史大夫”条云：因为“大夫秩崇，官不常置”，故实际上以“中丞为宪台之长”。
唐承隋制，置御史台，为天下最高监察构造。设御史大夫1人，正三品。《新唐书·百官志》云：“大夫掌以刑法典章，改正百官之罪过”。《唐会要·御史台》云：“正朝廷法纪，举百家紊失”。在隋朝及唐初，御史台尽管揭露，并且只要按照传闻便可奏劾，不需求甚么证据，更不受理诉讼，这就是《通典·御史台》所说的“但传闻弹事，大纲罢了”。唐太宗非常正视御史台的感化，他要求三省和御史台官员各尽其责，真正起到相互查抄的感化。《贞观政要》卷1记录他对大臣说：隋朝以是二世而亡，一个首要的启事就是当时天子“不肯信赖有司，每事皆自断”，成果群臣有定见都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罢了”。而他本身则要“择天下贤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事”，凡事都要交给有司筹议，然后经宰相筹划，于事稳便，才气上奏实施。他为了充分阐扬御史台的监察职能，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规定：凡是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官吏入阁议事，都要有谏官伴同，有不当的随时进谏。御史台的职位由此进步，对于改正官吏的违失起了必然感化。贞观今后，御史台也受词讼，并且设置了“台狱”，《新唐书·百官志》说：“凡冤而无告者，三司诘之。三司，谓御史大夫、中书、门下也”。“有制覆囚，则与刑部尚书平阅”。对于百司犯警事件，“大事奏裁，小事专达”。在纠举之前，常常要“推覆理尽，然后弹之”。
政事堂集会是帮手天子统治天下的决策构造。军国大事经政事堂集会商定，奏请天子最后讯断；奥妙大事以及五品以上官员的起落任免，只在政事堂群情，他官不得与闻。在政事堂（或中书门下）议事的几位宰相中，有一名是首席宰相，称为“在朝事笔”。唐玄宗时，李林甫、杨国忠为相，他们之以是能擅权用事，一个首要的启事，就是他们耐久窃居了“在朝事笔”的职位。安史之乱后，肃宗鉴于相权集合而形成小我专断之弊，乃“令宰相分直政事笔、承旨，旬日而更”。宰相十天一秉笔的轨制，到唐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才改每日一人轮番秉笔，其企图明显是在于制止宰相擅权，但德宗今后，这个轨制并没有沿续下去，如穆宗、敬宗时的李逢吉，武宗时的李德裕都是独秉国政的。宰相权力的大小，都是取决于天子（另有中晚唐期间的寺人）的态度的。
唐沿隋制，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一样是国度最高的政务机构，别离卖力决策、审媾和履行国度的政务，同时把原尚书省诸曹正式肯定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部下有司，部的首长称尚书，副首长称侍郎，各司正、副卖力人称郎中、员外郎。
尚书省的长官是尚书令，掌典领百官。因为唐太宗即位前曾任其职，故唐朝例不复置。以摆布仆射为本省的实际长官。另有左丞1人，正四品上，右丞1人，正四品下，主持省内平常事件，《新唐书·百官志》云：“掌辩六官之仪，改正省内，劾御史举不当者”。有摆布司郎中各1人，从五品上，员外郎各1人，从六品上，为丞的助手，分判本省六部诸司事件。唐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改摆布丞为摆布肃机，郎中为摆布承务，诸司郎中为大夫。唐初，仆射的职位非常尊崇，因为在中枢的职事官中，正一品的三公、三师不伶仃设置，而正二品的尚书令又被废，只要从二品的仆射官阶最高，其他两省的副官如门下侍郎、中书侍郎以及各寺、监的长官均在三品以下。以是《唐会要》称摆布仆射为“师长百僚，虽在别司，皆为统属”。传闻仆射于都堂上书，宰相皆送，文武三品以上官均升阶列坐，摆布丞、各部侍郎、御史中丞以及四品、五品以下者皆罗拜阶下，仆射不答拜，可见其威权之重。自中唐今后，因为仆射被架空于宰相行列以外，尚书省的职位因遭到使职调派的打击，加上用非其人，其享有的职位就逐步降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