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第二十章说，王弼所持的实际是，贤人“有情而无累”。《庄子》中也说：“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应帝王》）王弼的实际似即庄子之言的阐扬。
全军莫凌，万钟莫致。
盆池资吟，瓮牖荐睡。
（《伊川击壤集》卷十四）
新儒家对于贤人之乐的了解，从他们对于上面所引的第三章的解释能够看出来。朱熹的解释是：“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风行，到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安闲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六合万物高低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故夫子感喟而深许之。”（《论语集注》卷六）
不佞禅伯，不谀方士。
第二十二章指出过，涵养的过程需求尽力。即便终究目标是无需尽力，还是需求最后的尽力以达到无需尽力的状况。禅宗没有说这一点，周敦颐的“静”字也没有这个意义。但是用了“敬”字，就把尽力的看法放到凸起的职位了。
闻人之善，如佩兰蕙。
新儒家常用的另一个例子，是孔子最爱的弟子颜回的例子，孔子曾说颜回“不迁怒”（《论语·雍也》）。一小我发怒的时候，常常骂人摔东西，而这些人和东西都明显与使他发怒的事完整不相干。这就叫“迁怒”。他将他的怒，从所怒的工具上迁徙到不是所怒的工具上。新儒家非常正视孔子这句话，以为颜回的这个品格，是作为孔门大弟子最成心义的品格，并以为颜回是仅次于孔子的一个完人。是以程颐解释说：“须是理睬得因何不迁怒。……比方明镜，好物来时，便见是好；恶物来时，便见是恶；镜何尝有好恶也。世之人固有怒于室而色于市。……若贤人因物而何尝有怒。……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
如许的人是不成征服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真是“豪雄”。但是他们并不是浅显意义上的“豪雄”，他们是“风骚人豪”。
程颢的诗题为“春季偶成”，诗云：
措置感情的体例
小车赏心，大笔快志。
或戴接篱，或著半臂。
不出户庭，直际六合。
以上所引的第一章，程颐解释说，“饭疏食饮水”本身并没有甚么可乐的。这一章意义是说，固然如此贫困，孔子仍然不改其乐（见《程氏经说》卷六）。以上所引的第二章，程颢解释说：“箪、瓢、陋巷，非可乐，盖自有其乐耳。‘其’字当玩味，自有深意。”（《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二）这些解释都是对的，但是没有答复其乐到底是甚么。
要实现这类思惟，新儒家的人胜利了没有呢？胜利了。他们的胜利，能够从以下两首诗看出来：一首是邵雍的诗，一首是程颢的诗。邵雍是个很欢愉的人，程颢称他是“风骚人豪”。他自名其住处为“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他的诗，题为“安乐吟”，诗云：
闲来无事不安闲，睡觉东窗日已红。
程颐讲的精力涵养体例，见于他的名言：“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我们已经晓得，程颢也说学者必须起首熟谙万物本是一体，“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今后今后，新儒家就以“敬”字为关头，来讲他们的精力涵养的体例。因而“敬”字代替了周敦颐所讲的“静”字。在涵养的体例论上，以“敬”代“静”，标记取新儒家进一步分开了禅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