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儒家中，有些人攻讦邵雍，粗心是说他过分矫饰其乐。但是对程颢向来没有如许的攻讦。不管如何，我们还是在这里找到了中国的浪漫主义（风骚）与中国的古典主义（名教）的最好的连络。
可见在新儒家看来，颜回不迁怒，是因为没有把他的感情与自我联络起来。一件事物的感化能够在贰心中引发某种感情。正如一件东西能够照在镜子里，但是他的自我并没有与感情联络起来。因此也就无怒可迁。他只对于在贰心中引发感情的事物做出反应，但是他的自我并没有为它所累。颜回被人以为是一个欢愉的人，对于这一点，新儒家推许备至。
从程颢的观点看，乃至贤人也有喜有怒，并且这是很天然的。但是因为他的心“廓然至公”，以是一旦这些感情产生了，它们也不过是宇宙内的客观征象，与他的自我并无特别的联络。他或喜或怒的时候，那也不过是外界当喜当怒之物在贰心中引发呼应的感情罢了。他的心像一面镜子，能够照出任何东西。这类态度产生的成果是，只要工具消逝了，它所引发的感情也随之消逝了。如许，贤人虽有情，而无累。让我们回到之前举过的例子。假定有人瞥见一个小孩将近掉进井里。如果遵守他的天然打动，他就会当即冲上去救阿谁小孩。他的胜利必然使他欢乐，他的失利也必然使他哀痛。但是因为他的行动廓然至公，以是一旦事情做完了，他的感情也就消逝了。是以，他有情而无累。
我在第二十章说过，新儒家试图在名教中寻求乐地。寻求欢愉，的确是新儒家宣称的目标之一。比方，程颢说：“昔受学于周茂叔（即周敦颐。——引者注），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究竟上，《论语》有很多章就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兴趣，新儒家常常援引的包含有以下几章：
（《伊川击壤集》卷十四）
程颐讲的精力涵养体例，见于他的名言：“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我们已经晓得，程颢也说学者必须起首熟谙万物本是一体，“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今后今后，新儒家就以“敬”字为关头，来讲他们的精力涵养的体例。因而“敬”字代替了周敦颐所讲的“静”字。在涵养的体例论上，以“敬”代“静”，标记取新儒家进一步分开了禅宗。
我在第二十章说，王弼所持的实际是，贤人“有情而无累”。《庄子》中也说：“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应帝王》）王弼的实际似即庄子之言的阐扬。
闻人之善，如佩兰蕙。
措置感情的体例
道通六合无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论语·述而》）
再看程颐的另一段语录：“鲜于侁问伊川曰：‘颜子何故能不改其乐？’正叔曰：‘颜子所乐者何事？’侁对曰：‘乐道罢了。’伊川曰：‘使颜子而乐道，不为颜子矣！’”程颐的这个说法，很像禅师的说法，以是朱熹编“二程”遗书时，不把这段语录编入遗书注释里，而把它编入“外书”里，仿佛是编入“正册”。实在程颐的这个说法，倒是颇含真谛。贤人之乐是贰表情的天然透露，能够用周敦颐说的“静虚动直”来描述，也能够用程颢说的“廓但是至公，物来而适应”来描述。他不是乐道，只是自乐。
窘何尝忧，饮不至醉。
以上所引的第一章，程颐解释说，“饭疏食饮水”本身并没有甚么可乐的。这一章意义是说，固然如此贫困，孔子仍然不改其乐（见《程氏经说》卷六）。以上所引的第二章，程颢解释说：“箪、瓢、陋巷，非可乐，盖自有其乐耳。‘其’字当玩味，自有深意。”（《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二）这些解释都是对的，但是没有答复其乐到底是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