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世纪初，关于西方思惟的最大权威是严复（1853―1920）。他暮年被满清当局派到英国粹水兵，在那边也读了一些当时风行的人文学科的书。返国今后，译出了以下著作：赫胥黎《天演论》，亚当・斯密《原富》，斯宾塞《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名学》（前半部），甄克斯《社会通诠》，孟德斯鸠《法意》，以及耶方斯《名学浅说》（编译）。严复是在中日甲午战役（1894―1895）以后，开端翻译这些著作的。而后他就非常着名，他的译本遍及传播。
正因为这个原因，以是西方的哲学研讨虽有那么多分歧的门类，而第一个吸引中国人重视力的是逻辑。乃至在严复翻译穆勒《名学》之前，明朝的李之藻（1630年卒）早已同耶教神甫合译了一部中世纪讲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教科书。他译的书，名叫《名理探》。在第十九章已经说过，“名理”就是辩名析理。严复将逻辑译为“名学”。在第八章已经说过，名家哲学的本质，以公孙龙为代表，也恰是辩名析理。但是在第八章我已经指出，名家哲学与逻辑并不完整不异。但是有类似之处，以是中国人当月朔传闻西方的逻辑，就顿时重视到这个类似之处，将它与中国本身的名家联络起来。
但是严译的书目，表白严复先容西方的哲学很少。此中真正与哲学有关的只要耶方斯《名学浅说》与穆勒《名学》，前者只是原著择要，后者还没有译完。严复推许斯宾塞的《天人会通论》，说：“欧洲自有生民以来无此作也。”（《天演伦》导言一，按语）可见他的西方哲学知识是很有限的。
北京大学当时是中国独一的国立大学，打算设三个哲学门：中国哲学门、西洋哲学门、印度哲学门。门，相称于厥后的系。但是当时实际设立的，只要一个哲学门，即中国哲学门。在1915年宣布建立西洋哲学门，聘了一名传授，是在德国粹哲学的，当然能够教这方面的课程。我因而在这一年到北京，考进了这个门，但是使我懊丧的是，这位传授方才要教我们却归天了。是以我只要进中国哲学门学习。
就我所能看出的而论，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进献，是逻辑阐发体例。在第二十一章我曾说，佛家和道家都用负的体例。逻辑阐发体例正和这类负的体例相反，以是能够叫做正的体例。负的体例，试图消弭辨别，奉告我们它的工具不是甚么；正的体例，则试图做出辨别，奉告我们它的工具是甚么。对于中国人来讲，传入佛家的负的体例，并无关紧急，因为道家早已有负的体例，当然佛家的负的体例确切加强了它。但是，正的体例的传入，就真恰是极其首要的大事了。它赐与中国人一个新的思惟体例，使其全部思惟为之一变。但是鄙人一章我们就会看到，它没有代替负的体例，只是弥补了负的体例。
到现在为止，西方哲学传入后最丰富的服从，是答复了对中国哲学包含梵学的研讨。这句话并没有甚么冲突的处所。一小我碰到不熟谙的新看法，就必然转向熟谙的看法寻求例证、比较和相互印证，这是最天然不过的。当他转向熟谙的看法，因为已经用逻辑阐发法武装起来，他就必然要阐发这些看法，这也是最天然不过的。本章一开端就讲到，对于儒家以外的当代各家的研讨，清朝汉学家已经铺了门路。汉学家对当代文献的解释，主如果考据的、语文学的，不是哲学的。但是这确切是非常需求的，有了这一步，然后才气利用逻辑阐发体例，阐发中国当代思惟中各家的哲学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