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第1页/共5页]

不要说王羲之，连他儿子王献之的真迹也根基上看不到了。明天晓得的王献之最驰名的作品《鸭头丸帖》《中秋帖》《地黄汤帖》《送梨帖》《鹅群帖》和《洛神赋十三行》，除了《鸭头丸帖》，其他都不是真迹而是摹本。清朝乾隆天子曾经同时具有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王献之的族弟）的《伯远帖》，感觉非常高傲，特别把它们藏在养心殿的西暖阁里，并将西暖阁定名为“三希堂”。“三希”就是指以上三种书法珍品，“希”通“稀”，罕见之意。乾隆亲身在《伯远帖》开首题了几句话：“唐人真迹已不成多得，况晋人耶！内府所藏右军快雪帖，大令中秋帖，皆希世之珍。今又得王珣此幅，茧纸家风，信堪并美！几余清赏，亦临池一助也。”实在乾隆藏的这三件也并非真迹，起码没法鉴定。不过它们即便是摹本，也是唐朝或唐朝之前留下来的，也算相称罕见了。请重视，这三件希世之珍的书者都是琅邪王氏的人，王羲之是王导的族侄，王献之和王珣则是王导的孙辈。乾隆说的“茧纸家风”，恰是说王氏以书法传家的家风。

在魏晋南北朝期间，自东晋今后，北方就为胡人所占据，经历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好几个朝代。中国文明在长江南北本来就有辨别，到这时辨别就更较着了。这一点在书法上也有反应。北朝的书法持续保存着魏晋之前的古朴，窜改不太大，而南朝的书法却逐步变得“当代化”起来，趋势流丽。北朝的书法作品保存下来的大多刻在石碑上，南朝的书法作品保存下来的大多写在绢纸上，又称“帖”。清朝的大臣、大学者阮元特别重视到魏晋南北朝时南北书风的分歧，以为北方的书风刚健，南朝的书风骚美。今后，谈到中国书法就有了所谓碑派与帖派、碑学与帖学之分。阮元倡导以北碑的刚健来弥补帖派的不敷，这个主张当然也不无事理，但厥后被包世臣、康有为大肆鼓吹，仿佛碑派赛过帖派，碑派比帖派还正宗，这就未免言过实在了。实在帖派无疑是中国书法的正宗，因为中国书法特别是二王所初创的“近体”书法，本来就是用羊毫写在绢上或纸上的，流丽是必定也是最正宗的特性。至于碑派（或称北碑或称魏碑），其以是较为刚健，是因为用刀刻在石头上的原因，但用刀刻在石头上毕竟不是中国书法的本来脸孔，而是为了保存不得已而为之。即便是碑刻，多数还是要先用笔写好再刻。以是恰当倡导北碑，以其刚健之风弥补帖派的某些不敷是能够的，如果硬要把北碑视为正宗，偏要用羊毫写出刀刻的味道，就未免矫枉过正了。仿佛马拉车、牛犁田，本是顺其天然，现在非要用马来犁田、用牛来拉车，当然也能够，但必然要说如许才对，那就有点莫明其妙了。

现在还能够看到王羲之的作品，有《兰亭序》《快雪时晴帖》《丧乱帖》《奉橘帖》《姨母帖》《孔侍中帖》《频有哀祸帖》《安然帖》等，另有唐朝的怀仁和尚集王羲之的字所成的《圣教序》，简称《集王圣教序》。但这些作品都不是真迹，大多是唐朝书法家仿照王羲之的字，此中仿照得最逼真的是冯承素仿的《兰亭序》（神龙本），因为他是采取双勾的体例临摹的。所谓双勾就是先用透明纸把原字的边勾画出来，再到临摹，在没有发明影印机之前，这大抵是最不失真的体例。《兰亭序》在唐朝的时候另有真迹存在，传说这真迹藏在一个庙里，庙里的老衲人是王羲之的后代，唐太宗非常喜好王羲之的书法，便派一个叫肖翼的大臣，假装一个穷秀才搬到庙里读书，垂垂跟老衲人成了好朋友，竟然让老衲人把从不示人的《兰亭序》真迹拿出来给他看，成果这真迹就被他偷走了，交给唐太宗。唐太宗临死的遗言是把《兰亭序》真迹陪葬，所乃至此留活着上的就只要几种摹本了。不晓得这个故事是否失实，总之我们明天是看不到王羲之的真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