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洗马陈留江统觉得戎、狄乱华，宜早绝其原，乃作《徙戎论》以警朝廷曰：夫夷、蛮、戎、狄，地在要荒，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四夷当中，戎、狄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当其强也，以汉之高祖困于白登，孝文军于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单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备，御之有常，虽稽颡执贽，而边城不弛恪守，刁悍为寇，而兵甲不加远征，期令境内获安，疆场不侵罢了。
难者曰：氐寇新平，关中饥疫，百姓悉苦，咸望宁息；而欲使疲悴之众，徒自猜之寇，恐势极力屈，绪业不卒，前害未及弭而后变复横出矣。答曰：子以今者群氐为尚挟馀资，悔恶反善，怀我德惠而来柔附乎？将势穷道尽，智力俱困，惧我兵诛乃至于此乎？曰：无有馀力，势穷道尽故也。但是我能制其短长之命，而令其进退由己矣。夫乐其业者不易事，安其居者无迁志。方其自疑危惧，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摆布无违也，迨其灭亡流散，离遬未鸠，与关中之人，户皆为仇，故可遐迁远处，令其心不怀土也。夫圣贤之谋事也，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道不著而平，德不显而成。其次则能转祸为福，因败为攻，值困必济，遇否能通。今子遭敝事之终而不图更制之始，爱易辙之勤而遵覆车之轨，何哉！且关中之人百馀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处之与迁，必须话柄。如有贫乏，糁粒不继者，故当倾关中之谷，以全其生生之计，必无挤于沟壑而不为侵掠之害也。今我迁之，传食而至，附其种疾族，自使相赡，而秦地之人得其半谷，此为济行者以廪粮，遗居者以积仓，宽关中之逼，去盗贼之原，除朝夕之损，建长年之益。若惮暂举之小劳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烦苦而遗累世之寇敌，非所谓能创业垂统，谋及子孙者也。
太子性刚，知贾谧恃中宫骄贵，不能假借之。谧时为侍中，至东宫，或舍之，于后庭游戏。詹事裴权谏曰：“谧，后所密切，一旦交构，则事危矣。”不从。谧谮太子于后曰：“太子多畜私财以结小人者，为贾氏故也。若宫车晏驾，彼居大位，依杨氏故事，诛臣等，废后于金墉，如反手耳。不如早图之，更立慈顺者，能够自安。”后纳其言，乃鼓吹太子之短，布于远近。又诈为有娠，内藁物、产具，取妹夫韩寿子慰祖养之，欲以代太子。
孝惠天子上之下
汉建武中，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馀种于关中，居冯翊、河东空位。数岁以后，族类蕃息，既恃其肥强，且苦汉人侵之；永初之元，群羌兵变，淹没将守，屠破城邑，邓骘得胜，侵及河内。十年当中，夷、夏俱敝，任尚、马贤，仅乃克之。自此以后，馀烬不尽，小有际会，辄复侵叛，中世之寇，惟此为大。魏兴之初，与蜀分开，疆场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氐于秦州，欲以弱寇强国，抜御蜀虏，此盖权宜之计，非万世之利也。今者当之，已受其敝矣。
散骑常侍贾谧侍讲东宫，对太子倨傲，成都王颖见而叱之；谧怒，言于贾后，出颖为平北将军，镇邺。征梁王肜为大将军、录尚书事；以河间王飆为镇西将军，镇关中。初，武帝作石函之制，非嫡亲不得镇关中；飆轻财爱士，朝廷觉得贤，故用之。
夫关中土沃物丰，帝王所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因其衰敝，迁之畿服，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痛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众盛，则坐生其心。以贪悍之性，挟气愤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而居封域以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蔓，暴害不测，此必定之势，已验之事也。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宁界内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抚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廪其门路之粮，令足自致，各附本种，反其旧土，使属国、抚夷就安集之。戎、晋不杂，并得其所，纵有猾夏之心，风尘之警，则绝远中国，隔阂江山，虽为寇暴，所害不广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