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不欲权在臣下，六月，戊寅，分吏部尚书置二人，以都官尚书谢庄、度支尚书吴郡顾觊之为之。又省五兵尚书。
丙戌，建平宣简王宏以疾解尚书令；三月，丁未，卒。
夏，四月，甲申，立皇子子绥为安陆王。
冬，十月，甲戌，魏主北巡，欲伐柔然，至阴山，会雨雪，魏主欲还，太尉尉眷曰：“今动大众以威北敌，去都不远而车驾遽还，虏必疑我有内难。将士虽寒，不成不进。”魏主从之，辛卯，军于车仑山。
游雅常曰：“前史称卓子康、刘文饶之为人，褊心者或不之信。余与高子游处四十年，何尝见其喜愠之色，乃知前报酬不诬耳。高子内文明而外和婉，其言呐呐不能出口。昔崔司徒尝谓余云：‘高生丰才博学，一代佳士，所乏者，矫矫风节耳。’余亦觉得然。及司徒获咎，起于纤微，诏指临责，司徒声嘶股栗，殆不能言；宗钦已下，伏地流汗，皆无人色。高子独敷陈事理，申释是非，辞义清辩，音韵高亮。人主为之动容，听者无不神耸，此非所谓矫矫者乎！宗爱方用事，威振四海。尝召百官于都坐，王公已下皆趋庭望拜，高子独升阶长揖。由此观之，汲长孺能够卧见卫青，何抗礼之有！此非所谓风节者乎！夫人固未易知；吾既失之于心，崔又漏之于外，此乃管仲所乃至恸于鲍叔也。”
裴子野论曰：古者，德义可尊，无择负贩；苟非其人，何取世族！名公子孙，还齐布衣之伍；士庶虽分，本无华素之隔。有晋以来，其流稍改，草泽奇士，犹显清途；降及季年，专限阀阅。自是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黄散之孙，蔑令长之室；转相骄贵，互争铢两，唯论流派，不问贤达。以谢灵运、王僧达之才调轻躁，使生自寒宗，犹将覆折；重以怙其庇荫，召祸宜哉。
吏部尚书顾觊之独不降意于法兴等。蔡兴宗与觊之善，嫌其风节太峻，觊之曰：“辛毗有言：‘孙、刘不过使吾不为三公耳。’觊之常觉得：人禀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应恭己守道；而阇者不达，妄意幸运，徒亏雅道，无关得丧。乃以其意命弟子原著《定命论》以释之。”
玄月，乙巳，魏主还平城。
中书令王僧达，幼聪警能文，而跌宕不拘。帝初践祚，擢为仆射，居颜、刘之右。自大才地，谓当时莫及，一二年间，即望宰相。既而迁护军，怏怏不得志，累启求出。上不悦，由是稍稍下迁，五岁七徙，再被弹削。僧达既耻且怨，所上表奏，辞旨顿挫，又好非议时政，上已积气愤。路太后兄子尝诣僧达，趋升其榻，僧达令舁弃之。太后大怒。固邀上令必杀僧达。会高阇反，上因诬僧达与阇通谋，八月，丙戌，收付廷尉，赐死。
允所与同征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部下吏至刺史、二千石者亦数十百人，而允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帝谓群臣曰：“汝等虽执弓刀在朕摆布，徒立耳，何尝有一言规正；唯伺朕高兴之际，祈官乞爵，今皆无功而至王公。允执笔佐我国度数十年，为益很多，不过为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书令。
丙辰，魏高宗还平城，起太华殿。是时，给事中郭善明，性倾巧，说帝大起宫室。中书侍郎高允谏曰：“太祖始定都邑，其所营立，必因农隙，况建国已久，永安前殿足以朝会，西堂、温室足以宴息，紫楼足以临望；纵有修广，亦宜驯致，不成匆促。今计所当役凡二万人，老弱供饷，又当倍之，期半年可毕。一夫不耕，或受之饥，况四万人之劳费，可胜道乎！此陛下所宜留意也。”帝纳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