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十一月，癸卯，命天官尚书韦待价为燕然道行军大总管，以讨突厥。初，西突厥兴昔亡、继往绝可汗既死，十姓无主，部落多散亡，太后乃擢兴昔亡之子左豹韬卫翊府中郎将元庆为左玉钤卫将军，兼崐陵都护，袭兴昔亡可汗押出咄陆部落。
辛酉，武承嗣罢。
右卫大将军李孝逸既克徐敬业，名誉甚重；武承嗣等恶之，数谮于太后，左迁施州刺史。
太后以徐思文为忠，特免缘坐，拜司仆少卿。谓曰：“敬业改卿姓武，朕今不复夺也。”
突厥阿史那骨笃禄等数寇边；以左玉钤卫中郎将淳于处平为阳曲道行军总管，击之。
秋，七月，己酉，以文昌左丞魏玄同为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诏自今祀六合，高祖、太宗、高宗皆配坐；用凤阁舍人元万顷等之议也。
壬戌，制表里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
朝士有左迁诣宰相自诉者，内史骞味道曰：“此太后处罚。”同中书门下三品刘祎之曰：“缘坐改官，由臣下奏请。”太后闻之，夏，四月，丙子，贬味道为青州刺史，加祎之太中大夫。谓侍臣曰：“君臣同体，岂得归恶于君，引善自取乎！”
有胡人索元礼，知太后意，因告发召见，擢为游击将军，令案制狱。元礼性残暴，推一人必令引数十百人，太后数召见犒赏以张其权。因而尚书都事长安周兴、万年人来俊臣之徒效之，纷繁继起。兴累迁至秋官侍郎，俊臣累迁至御史中丞，相与私畜恶棍数百人，专以告发为事；欲陷一人，辄令数处俱告，事状如一。俊臣与司刑评事洛阳万国俊共撰《罗织经》数千言，教其徒收罗无辜，织成反状，构造安插，皆有支节。太后得告发者，辄令元礼等推之，竞为讯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实”等名号，或以椽关手足而转之，谓之“凤皇晒翅”；或以物绊其腰，引枷向前，谓之“驴驹拔撅”；或使跪捧枷，累甓其上，谓之“神仙献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后，谓之“玉女登梯”；或倒悬石缒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铁圈毂其首而加楔，至有脑裂髓出者。每得囚，辄先陈其械具以示之，皆颤栗流汗，望风自诬。每有赦令，俊臣辄令狱卒先杀重囚，然后宣示。太后觉得忠，益宠任之。中外畏此数人，甚于虎狼。
癸未，突厥寇代州；淳于处平引兵救之，至忻州，为突厥所败，死者五千馀人。
仲春，辛未朔，日有食之。
三月，戊申，太后命铸铜为匦，置之朝堂，以受天下表疏铭。其东曰“延恩”，献赋颂、求仕进者投之；南曰：“招谏”，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灾变及军机秘计者投之。命正谏、补阙、拾遗一人掌之，先责识官，乃听投表疏。
徐敬业之反也，侍御史鱼承晔之子保家教敬业作刀车及弩，敬业败，仅得免。太后欲周知人间事，保家上书，请铸铜为匦以受天下密奏。其器共为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窍，以受表疏。可入不成出。太后善之。未几，其怨家投匦告保家为敬业作兵器，杀伤官军甚众，遂伏法。
十仲春，刘景先又贬吉州员外长史，郭待举贬岳州刺史。
秋，玄月，丁未，以西突阙继往绝可汗之子斛瑟罗为右玉钤卫将军，袭继往绝可汗押五弩失毕部落。
太后自徐敬业之反，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熟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平，欲大诛杀以威之。乃盛开告发之门，有告发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廪于客馆，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因而四方告发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