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康四年己未，公元前六二年春，正月，诏：“年八十以上，非诬告、杀伤人，它皆勿坐。”
张安世自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辞禄，诏都内别藏张氏知名钱以百万数。安世谨慎周到，每定大政，已决，辄移病出。闻有诏令，乃惊，使吏之丞相府问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与议也。尝有所荐，其人来谢，安世大恨，觉得“举贤达能，岂有私谢邪！”绝弗复为通。有郎功高不调，自言安世，安世应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执事，何是非而自言乎！”毫不准。已而郎果迁。安世自见父子尊显，怀不自安，为子延寿求出补吏，上觉得北地太守；岁馀，上闵安世大哥，复征延寿为左曹、太仆。
吉临当封，病；上忧其不起，将令人就加印绋而封之，及其保存也。太子太傅夏侯胜曰：“此未死也！臣闻有阴德者必飨其乐，以及子孙。今吉未获报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后病果愈。
既而先零与诸羌种豪二百馀人解仇、交质、盟诅。上闻之，以问赵充国，对曰：“羌人以是易制者，以其种自有豪，数相进犯，势不壹也。往三十馀岁西羌反时，亦先解仇合约攻令居，与汉相距，五六年乃定。匈奴数诱羌人，欲与之共击张掖、酒泉地，使羌居之。间者匈奴困于西方，疑其更遣使至羌中与相结。臣恐羌变未止此，且复结联他种，宜及已然为之备。”后月馀，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击善□、敦煌以绝汉道。充国觉得“狼何势不能独造此计，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幵乃解仇作约。到秋马肥，变必起矣。宜遣使者行边兵，豫为备敕，视诸羌毋令解仇，以发觉其谋。”因而两府复白遣义渠安国行视诸羌，别离善恶。是时，近年丰稔，谷石五钱。
夏，四月，丙子，立皇子钦为淮阳王。皇太子年十二，通《论语》、《孝经》。太傅疏广谓少傅受曰：“吾闻‘满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官吏至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惧有悔怨。”本日，父子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许之，加赐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赠以五十斤。公卿故交设祖道供张东京都外，送者车数百两。门路观者皆曰：“贤哉二大夫！”或感喟为之下泣。
颍川太守黄霸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然后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官方，劝觉得善防奸之意，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去浮淫之费。其治，米盐靡密，初若烦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见者，语次录绎，问它阴伏以相参考，聪明识事，吏悄不知所出，咸称神明，豪厘不敢有所欺。奸人去入它郡，盗贼日少。霸力行教养而后诛罚，务在成绩全安长吏。许丞老，病聋，督邮白欲逐之。霸曰：“许丞廉吏，虽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颇重听何伤！且善助之，毋失贤者意！”或问其故，霸曰：“数易长吏，送故迎新之费，及奸吏人缘，绝簿书，盗财物，公私费耗甚多，皆当出于民。所易新吏又一定贤，或不如其故，徒相益为乱。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宽内明，得吏民气，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征守京兆尹。顷之，坐法，连贬秩；有诏复归颍川为太守，以八百石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