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辰，蜀主命知枢密院王昭远按行北边城寨及甲兵。
仲春，庚子朔，日有食之。
壬寅，西师与蜀李廷珪等战于威武城东，倒霉，排陈使濮州刺史胡立等为蜀所擒。丁未，蜀主遣间使如北汉及唐，欲与之俱出兵以制周，北汉主、唐主皆许之。
北汉主忧愤成疾，悉以国事委其子侍卫都批示使承钧。
显德元年甲寅，公元九五四年蒲月，甲戌朔，王逵自潭州迁于朗州。以周行逢知潭州事，以潘叔嗣为岳州团练使。
戊子，蜀置威武军于凤州。
帝以大梁城中迫隘，夏，四月，乙卯，诏展外城，先立标帜，俟今冬农隙兴板筑，东作动则罢之，更俟次年，以渐成之。且令自今葬埋皆出所标七里以外，其标内俟县官分画街衢、仓场、营廨以外，听民随便筑室。
是岁，湖南大饥，民食草木实。武清节度使、知潭州事周行逢开仓以赈之，全活甚众。行逢起于寒微，知官方痛苦，励精为治，严而忘我，辟署僚属，皆取廉介之士，束缚扼要，吏民便之，其自奉甚薄；或讥其太俭，行逢曰：“马氏父子穷奢极靡，不恤百姓，今子孙乞食于人，又足效乎！”
三月，辛未，以李晏口为静安军。
冬，十月，甲辰，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坐纳藁税，场官扰民，多取耗馀，赐死。有司奏汉卿罪不至死。上曰：“朕知之，欲以惩众耳！”
上谓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寝令不忘。又自唐、晋以来，吴、蜀、幽、并皆阻声教，未能混壹，宜命近臣著《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及《开边策》各一篇，朕将览焉。”比部郎中王朴献策，觉得：“中国之失吴、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观以是失之之原，然后知以是取之之术。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骄民困，奸党内炽，武夫外横，因小致大，积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为罢了。夫进贤退不肖，以是收其才也；恩隐诚信，以是结其心也；赏功罚罪，以是尽其力也；去奢节用，以是丰其财也；时使薄敛，以是阜其民也。俟群才既集，政事既治，财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后举而用之，功无不成矣！彼之人观我有必取之势，则知其情状者愿为间谍，知其山川者愿为乡导，民气既归，天意必从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与吾接境几二千里，其势易扰也。扰之当以无备之处为始，备东则扰西，备西则扰东，彼必驰驱而救之。驰驱之间，能够知其真假强弱，然后避实击虚，避强击弱。未须大肆，且以轻兵扰之。南人懦怯，闻小有警，必悉师以救之。师数动则民疲而财竭，不悉师则我能够乘虚取之。如此，江北诸州将悉为我有。既得江北，则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则岭南、巴蜀可传檄而定。南边既定，则燕地必望风内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囊括可平矣。惟河东必死之寇，不成以恩信诱，当以强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败，力竭气沮，必未能为边患。宜且觉得后图，俟天下既平，然后伺间一举可擒也。今士卒简练，甲兵有备，群下畏法，诸将效力，期年以后能够出师，宜自夏秋积蓄实边矣。”上欣然纳之。时群臣多守常苟安，所对少有可取者，惟朴神峻气劲，有谋能断，凡所筹划，皆称上意，上由是重其器识。未几，迁左谏议大夫，知开封府事。
逵虑西界镇遏使、锦州刺史刘瑫为边患，表为镇南节度副使，充西界都招讨使。
太祖圣神恭肃文武孝天子下
丁亥，置宁化军于汾州，以石、沁二州隶之。代州将桑珪、解文遇杀郑处谦，诬奏云潜通契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