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潘二公所争辩者，只是针对洪涝年景漕河淤塞困难，实则干旱年景也很多，漕运困难更大。”刑部侍郎朱大器道，“运河自江而淮，自淮而黄，自黄而汶，自汶而卫，盈盈衣带，不断如线。因黄河屡决，众多为害，遂塞张秋口，而自徐州至临清，专赖汶、泗诸水及泰山、莱芜诸县源泉以济之。诸泉涓涓如线，遇旱辄涸。而汶河至分水闸又分为二，其势遂微。每二三月间，水深不过尺许，虽死力挑浚，设闸启闭，然仅可支撑，倘遇一夏无雨，则枯为陆矣！此困难也当一并考量。”
“国朝岁供军储四百万，大略取自江南。京师三大营，九边数十万军，升合之饷，皆自漕运致。古称千里运粮，士有饥色，今乃不啻万里矣！”高拱先讲大旨，“漕船出江、湖，溯淮、黄，入汶、济以北，储备众水，设闸开闭，入卫遵潞，中转京师。二百年来，但修堤、补决、浚壅、泄溢，使古道无滞罢了。近岁古道不成专恃，徐、沛巨浸滔天，乃至舟楫不通，粮运停滞，圣怀为之忧，遂命廷臣集会体例。”他看着工部尚书朱衡，“工部主漕运、治河，请大司空先说。”
朱衡曾任河道总督，驻节济宁，对本地河道景象知之甚详，遂点头道：“沁水之流甚微，即引之河渠，不敷济长川之势，是画饼耳！”
潘季驯接言道：“成祖时无漕运，便是海运。运河之开，无风波之患，诚为良策，因之遂废海运。”
“大司空，不治服黄河，漕运安得通畅？此番漕运受阻，不恰是因为黄河决口众多吗？”潘季驯个子虽矮，却底气实足，他笑着回应了一句，明显不想愿意从命。
“疏浚漕河是权宜之计，自可先办，”高拱道，“底子之策是开胶莱新河。”
“良时，”朱衡年过六旬，须发斑白，一脸严肃，他叫着潘季驯的字说，“此番踏勘，首要任务是包管漕运畅达，至于管理黄河，那是下一步的事。”河道总督例加都察院堂上官衔，以示宪职，但那是为了便于节制、参劾沿线府县官员，仍属工部统领，朱衡欲以上官的严肃，压抑潘季驯的气势。
朱衡解释道：“海道风险在山东成山角，为制止此风险，收缩海运间隔，元世祖时，即命打通莱州府麻湾到海沧口的胶莱河段，开胶莱运河，用益都、淄博、宁海兵万人、民夫万人开凿，五年方成。河道运粮海员、甲士达二万，船千余艘，而岁运粮米只要六十万石。”
“玄翁正为漕运一事焦急，工部的揭帖就报来了。”张居正笑道。
李贞元点了点本身的鼻子，高拱点头，道：“请你把胶莱河相干景象，细心说说。”
“我看也不必再议了！”高拱镇静地说。说罢，精力饱满地走出文华殿，又回身大声道，“李御史――，请随我到朝房来。”
“我常思之，前元也是定都北京，漕粮也产自东南，可并不靠运河，而是由海道以给京师。”御史李贞元道，“河运改行海运，不失为一个别例。”
二人始终未达成共鸣，朱衡无法，只得与潘季驯各自提交一份禀帖，揭请廷议。
“这…”张居正一脸疑云，“玄翁，开胶莱新河，不是一朝一夕能成，还是先命潘季驯疏浚漕河为好。”
“啊？！”议场一片赞叹声，随即三三两两交头接耳嘀咕起来。
两人边看边争辩，行之昭阳湖，但见此处阵势甚高，河决至此不能复东，朱衡大喜，道：“旧渠已成陆，势不能再用；而暮年所凿新河故迹尚在，能够此为根本，开新河。”
议场响起一片“嗡嗡”声。
“且不说祖制不允，”朱衡道，“海上风涛不虞，海运风险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