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京将军都兴阿虽以为筹防应“以水陆兼练为主”，但“尤宜急练陆兵之法”。至于造船，可先由江南制造局试造，然后再酌量增加。”
“……该王大臣所陈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耐久各条，均系紧急机宜。著李鸿章、都兴阿、沈葆桢、李鹤年、李瀚章、英瀚、林义哲、张兆栋、文彬、吴元炳、裕禄、杨昌睿、刘坤1、丁日昌、王文韶、陈湜，详细筹商，将逐条实在体例，限于一月内复奏。不准空言塞责！”
时任湖广总督的李瀚章担忧的是朝廷犯“因循姑息”、“凡事扯皮”的老弊端，他特别指出：“局中局外，宜一心一力，共与保持，毋望旧事。毋惑人言，自始至终，困难贞定，历之永久，而无或稍渝，斯公忠同尽，自强之效。有操券可卜者。”
千疮百孔的大清国，举目一望，危急四伏，哪儿不是危在朝夕，哪儿不需求好好地清算，哪儿不要花大把大把的府库银子？
“……是日至内阁奏事堂会看复奏稿。……海防一事，余亦曾拟一稿，李兰荪尚书觉得不当，又易新稿。……借洋款一节，似未可行，林义哲此议一出，很有拥戴者。真是儿戏。……购买铁甲舰一项，固不成轻于一试，尤不成因噎废食。礼邸复奏添设轮船，辅以陆兵，裁撤新式木船以专养轮船，铁甲船应俟林义哲购到后观实在效。再行续买。筹饷一项，增盐厘、借洋款、开矿厂等事，深恐流弊易滋，诸多窒碍，此议之断不成行者！……”
在纷繁朝议当中，只要李鸿章拜托薛福成拟成的奏折最中关键，它的产生，起到了力排众议的结果。
“……自有洋务以来，叠次办结之案，不过委曲姑息。至本年日本发兵台湾一事，经水陆将士拼力血战，始驱除之……臣于台事初起时，即缄商总理衙门，谓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耐久。洋人论事非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夫临事筹防，措手已多不及，若先时备豫，倭兵亦不敢来，焉得谓防务可一日缓哉？兹总理衙门陈请六条，目前当务之急，与今后长远之图，业经综括无遗，洵为救时要策。所未易猝办者，人才之可贵，经费之难筹，畛域之难化，故席之难除。循是不改，虽日事设防，犹画饼也！”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边界。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互市布道，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要地，阳为和好之名，阴图吞噬之计，一国肇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火机器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敷限定，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劲敌！内乱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发制之，比方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有见效也。”
这份“重磅炸弹”似的奏折中提出的所谓“变法”，主如果指鼎新新式军事轨制，建立新式海陆军；所谓“用人”，主如果指培养新式军事、经济人才。他夸大“亟练海军”，同意设立北、东、南洋三洋水兵，且“外海海军铁甲船与守口大炮铁船皆断不成少之物”，各洋水兵均须具有大型铁甲战舰二艘，“一处有事，六船联络，专为洋面游击之师，而以余船附丽之”。同时，他还主张“开源节流”、“效仿西法”，生长民用企业，设厂制造耕织机器，开采煤铁各矿，创办轮船铁路电报诸事，“榷其不足，养船练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