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民国清流.大师们的中兴时代 > 第二章 民国二十一年（1932）
补天虚愿恨悠悠，消逝传播总未酬。
钱玄同将这些信函，依时序装裱成册，说明从何地寄往那边。此中四十封是会商学术的，八封系论时政，余下十一封，乃为家常闲事。从这些信中，我们可知钱玄同求知若渴，好学不辍，教员章太炎诲人不倦，有问必答，钱玄同窗业大进。
写旧体诗，成为俞平伯自娱、抒发感情、张扬本性的首要情势。“文明大反动”初，他在老君堂的“古槐书屋”被占，被挤到安排刻书雕版的别院小屋居住。他写了一首诗：
一名新文明活动的勇猛之将，曾以思惟激进、谈吐过火者著称于五四活动期间，但他在清算编辑《刘申叔遗书》的过程中，对学术毫无门派之见，知人论世客观平和。而其间满盈着对故交的密意厚谊，更让人打动。
遗文犹在，仍可读出为油滑风尘所不能埋没的刘半农精力：作为平常人的刘半农，有愤世嫉俗的一面，有诙谐灵性的一面，有寻求功名的一面；作为兵士的刘半农，曾有过期间澎湃的活力，有过意气风发向旧天下开仗的锋芒；作为隐士的刘半农，仍然不失砥砺精力而甘于孤单，仍然不失在“理”与“势”的冲突中的哲学、人生的思虑。
章太炎突遭一贯敬爱的教员的痛斥，当场反唇相讥，便拂袖而去。顿时写了《谢本师》，向世人公开与俞樾今后断绝师徒干系。
弟刘复
丁文江曾驰名言，称知识分子是“治事之能臣，乱世之饭桶”。此话有些公允，更有些深意。1932年11月3日，九一八事情一周年，俞平伯写《广亡征！》。因文中有令人震惊之名言“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与《中门生》里的短简大唱反调，自我否定，而被攻讦为投降主义汉奸论调。墨客啊，偶然是民族理性的代表，偶然是酒囊饭袋，一脑袋糨糊。
一天早晨，和尚趁他睡着，把他的头发剃了，又把本身颈上的枷，移戴在他的颈上，随即逃脱了。第二天凌晨，监差一觉醒来，一看公文、衣包和雨伞都在，枷也在，摸摸本身的头，和尚也在，可不晓得我到那里去了。
当真浏览《广亡征！》可知，实在团体上是痛彻心扉的陈词、一腔沉痛的爱国之言。但错在贫乏理性阐发，遂得出悲观结论。本来是攻讦当权者误国之罪，却因骨子里的孤傲之气、墨客之见，做出了弊端的表达。
这是迄今所见将《新青年》由陈独秀一人筹办，转为同人组合来办的最早劝议。经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四位“台柱”的商讨，《新青年》自1918年元月始，由北大的六位传授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陶孟和轮番编辑；厥后又由李大钊、高一涵顶替了出国访学的陶孟和与刘半农。《新青年》由此获得窜改。
胡适在《蕙的风·序》中，说俞平伯诗的“调子、字面、境地，满是新式诗词的影响”。从旧诗和词曲里堕落出来，熔铸词曲的章节于其新诗中，当代墨客无人可与俞平伯比拟。而他写旧体诗之程度，也无人出其右。
质疑是一种科学态度。《汉书·陈遵传》说：“竦（张竦）居贫，无来宾，时有功德者从之质疑问事，论道经籍罢了。”现在对钱玄同的质疑，已非“论道经籍”，而是关乎他的晚节，是以须究竟回应。
一小我的思惟豪情，是跟着期间变迁的，以是梁任公觉得本日之我，可与昔日之我应战。但所谓变迁，是说一小我遭到了期间的影响所产生的天然的窜改，并不是说扼杀了本身专门去追逐期间。
惊鸿一瞥，说得端是剀切。俞平伯身上反帝反封建的意气，一向都没有耗费，作为一个爱国的有知己的作家，在虎狼窥测的国度危亡之时，他终不是“深闺梦里人”。他的血液里、他的文章里，荡漾着爱国主义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