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民国二十五年（1936）[第2页/共18页]

10月1日，巴金、茅盾、冰心、鲁迅、林语堂、周瘦鹃、包天笑等二十一名作家联名颁发《文艺界同报酬连合御侮与谈吐自在宣言》，要求当局“马上开放群众的谈吐自在，凡足以停滞群众谈吐自在之法规”，应“当即概予废除”。

1930年，因章太炎频频颁发不满蒋介石的谈吐，百姓党两次通缉他，章太炎先生遂有三年隐居糊口。吴承仕等弟子在教员隐居时，多与他联络，安慰他。吴承仕曾写《特别再提出章太炎的救国线路》，在《盍旦》上颁发：

人们都晓得，1934年到1935年，鲁迅与周作人的争辩，主如果关于“论语派”的争辩。公开的是鲁迅与林语堂的争辩，而骨子里是周氏兄弟的暗中争斗。因为周作人才是“论语派”的灵魂。鲁迅和周作人都制止兄弟公开争斗的良苦用心，也让人打动。

周作人记得十七年前，初见刘半农时，刘半农脚穿灰蓝缎帮鞋，钱玄同戏称此鞋为“鱼皮鞋”，遂和刘半农诗曰：

我们定时候挨次，看看胡适的“哀矜敬慎”对主战的态度。

郁达夫1935年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中，鲁迅和周作人的散文竟占去一半篇幅，郁达夫特别推许周作人的散文，他说，周作人的散文“一变而为枯涩衰老，炉火纯青，归入高古遒劲的一途了”。在郁达夫看来，周作人的散文远在鲁迅之上。

1933年3月，他在写给门生俞平伯的信中，说：

承仕幼承庭诰，长受业于章太炎先生之门，服官法界二十年，讲学于北京、师范、东北、中国、民国各大学，亦逾一纪。退食之暇，唯以研精小学，切磋三礼为事，积久有深，撰述日多。或刻本行世，以就教于通人，或积稿盈尺，以待厥后之删定，此皆经生素业，诚未足多。至于立操行道，表里如一，一事不妄为，一语不妄发，一介不妄取，硁硁自守之节，老而弥笃，则诚足以质六合而告鬼神者也……彼辈自有体系，如答复社、CC团、弘毅社、黄埔系、蓝衣社等，实为其有力之支柱……承仕无官守无言责，似可洁身而退，然同舟有及溺之患，圣门无大隐之人，心所谓危，不敢不告。如谓爱国有罪，则斧钺诚无所逃，闻者足戒，则刍荛或有可采。

糊口常常充满悖论。胡适平生对日本的政治文明非常敬佩。而从室伏高信的《胡适再见记》能够看出日本人一向视胡适为“排日的煽动家”“门生抗日活动的指导者”。胡适方如梦初醒，方知当他到日本列岛，走下邮轮时，为甚么竟无一个日本人到船埠迎迓。

内田的演说固然也有采纳强辩的情势的处所，但是大抵上可说是赤裸裸的正式宣示日本的刁悍政策，毫不客气地向天下的言论应战，勾消统统国际条约的束缚……他并不依托甚么实际做强辩的按照，他的独一按照是武力的刁悍……半年的国际调查，在日本人眼里，不过是添了一大堆废纸！中国群众与当局对国联的等候，照现在的景象来看，是不免绝大的绝望的。以是我们到了这个时候，真不容再假借等候国联的藤牌来姑息本身了。天下各国事否能悠长容忍日本的应战态度，是否另有结合起来共同制裁一个害群之马的决计，——那都不是我们所应当获得特别正视的。我们不能依托别人，只可依托本身。我们应当下决计作一个五年或十年的自救打算，咬定牙根做点有打算的事情，在军事、政治、经济、交际、教诲的各方面都得有个“耐久冒死”的筹办。不管国际政治如何窜改，一个不能自救的民族是不会得人的怜悯与援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