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既益严，吏多废免。兵革数动，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徵发之士益鲜。於是除千夫五大夫为吏，不欲者出马；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
既得宝鼎，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议封禅事，而天下郡国皆豫治道桥，缮故宫，及当驰道县，县治官储，设供具，而望以待幸。
匈奴数侵盗北边，屯戍者多，边粟不敷给食当食者。於是募民能输及转粟於边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长。
异不该，微反唇。汤奏当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自是以后，有腹诽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阿谀取容矣。
其来岁，南越反，西羌侵边为桀。於是天子为山东不赡，赦天下囚，因南边楼船卒二十馀万人击南越，数万人发三河以西骑击西羌，又数万人度河筑令居。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中国缮道餽粮，远者三千，近者千馀里，皆仰给大农。边兵不敷，乃发武库工官兵器以赡之。车骑马乏绝，县官钱少，买马可贵，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马天下亭，亭有畜牸马，岁课息。
乃分缗钱诸官，而水衡、少府、大农、太仆各置农官，常常即郡县比没入田田之。其没入奴婢，分诸苑养狗马禽兽，及与诸官。诸官益杂置多，徒奴婢众，而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
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贩子之子孙亦不得官吏为吏。量吏禄，度官用，以赋於民。而山川园池贩子租税之入，自天子乃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侍焉，不领於天下之经费。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
初，大农筦盐铁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盐铁；及杨可告缗钱，上林财物众，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满，益广。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馀丈，旗号加其上，甚壮。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台，高数十丈。宫室之修，由这天丽。
太史公曰：农工商买卖之路通，而龟贝款项刀布之币兴焉。所向来长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故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安宁则长庠序，先本绌末，以礼义防于利；事情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禹贡九州，各因其地盘所宜，群众所多少而纳职焉。汤武承弊易变，使民不倦，各兢兢所觉得治，而稍陵迟陵夷。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戋戋之齐显成霸名。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彊君。自是今后，天下争於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谦让。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荆布；有国彊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乃至於秦，卒并海内。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於是外攘蛮夷，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敷粮饟，女子纺绩不敷衣服。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发得不敷也。无异故云，局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