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后记：时间开始了[第3页/共3页]

没错，在尚未把握大量证据，乃至在尚未打仗史料之前，就先验地设定一个框架，然后遵循某种所谓“范式”去停止撰述，是伤害的。汗青不是布料，能够随便裁剪。汗青学也不能是布店或中药铺。没有人能把整匹布披在身上。把药材遵循必然的挨次放进一个个小抽屉里，标明黄芪、党参、当归、白术等，则充其量只是数据库，不是汗青学。

4.证据

直觉奉告我，这内里必有文章。

我眼睛一亮：灵感来了！

但，如许说，要有证据。

这是下一卷要讲的。

这是遭到汤一介先生的影响。汤先生以为中国文明的精力是天人合1、知行合一和景象合一。但我以为，礼乐合一比景象合一更合适。并且，精确的说法，应当是“天人合一归于人，知行合一践于行，礼乐合一成于乐”。如许说，才气完整地表述我们民族的精力。[2]

前面的推理也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品德的德，既然是跟“天”，跟“中国”联络在一起的，则“受天命而居中国，居中国者治天下”，难道就是周人的政管理念？厥后，历代天子都自称“奉天承运”，北京天坛的占空中积弘远于紫禁城，难道恰是周人思惟的持续？[5]

周，莫非不是中汉文明的奠定者？

是以，反对“以论带史”，不能因噎废食到不要史观。究竟上，一个巨大民族的文明史，也必然同时是她的看法史。恰是看法，或者说，代价取向，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文明门路。看法的更新或死守，则构成汗青的环节。这些环节就像古埃及的诺姆（部落和部落国度），被尼罗河联成一串珠链。

这就申明，品德之德，即“故意之得”。并且，把“眼中所见”（获得）变成“心中所得”（品德）的，恰是周人。究竟上，何尊所谓“恭德裕天”，就是“以德配天”思惟的表现。这类思惟大量见于文献记录，现在又有青铜器为证。“以德治国”为周人所独占首创，已是铁证如山。

这很让人尊敬，但也遗憾。

当然，也需求开导。

这些观点，厥后写进了我们合著的《黄与蓝的交响》一书，现在则成为本卷的思惟基石。[1]

不，“铜”证如山。

就说“以德治国”。

在人文学科（文史哲）当中，汗青学，特别是考古学，能够最靠近于天然科学。持之有故，言之有据，能够说是根基要求。以是，学汗青的，特别是学当代史和天下史的，要比像我如许学文学的靠谱，也比普通学哲学的靠谱。没有证据的话他们不会说，以论带史更是史家大忌。先入为主，主观臆断，结论在前，在史学界都是违背职业品德的。

开导来自方方面面。

由此形成的成果，是汗青学家普通更情愿描述“是甚么”，而不肯意答复“为甚么”，哪怕仅仅是为了避嫌。

在此根本上，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又提出了中汉文明的三大精力――人本精力、实际精力和艺术精力。

这是一个文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