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固然《吴越春秋》、《搜神记》以及由鲁迅编录的《列异传》已经肯定了铸剑故事产生地在吴越楚三国，但是如果追随更多一点质料，就能晓得这个故事的产生地点并不限于吴越楚三国，韩魏赵三晋也是其传播地。晋伏滔《北征记》云：“魏惠王徙都于此(按指古宋城县，今河南省境内)号梁王，为眉间赤、任敬所杀。三人同葬，故谓三王陵。”“三王陵在(宋城)县西北四十五里。”又，《郡国志》云：“(临汾)县西南有大池，一名翻镬池，即煮眉间赤处。镬翻，因成池，池水上犹有脂润。”(转引自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上海词典出版社1985年版)这些官方轶闻与刘向《列士传》所记是符合的。魏晋期间持刘向说的还可举一例：汉司马相如《子虚赋》曰：“曳明之珠旗，建干将之雄戟”，《汉书》魏张揖注云：“干将，韩王剑师也。雄戟，胡中有@1者，干将所造。”《史记》刘宋裴yīn@2《集解》同张说。《列士传》成书早于《吴越春秋》，刘向的期间也早于赵晔。刘向系汉宗室，楚元王刘交四世孙，生于约前77年(汉昭帝元凤4年)，卒于约前6年(汉哀帝建平元年)。他在朝居官数十年，厥后的职务是校阅古籍，他平生的功劳就在校书，这项事情使他成为了中国目次学之祖。《吴越春秋》的作者赵晔是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生于东汉初年，暮年曾做过县吏，因倦厌官吏，远避蜀地犍为资中(今四川资阳)。平生著作最首要的就是《吴越春秋》。因为他较刘向去古要远，晚于刘向约一百多年，又居遥远之地，能够靠近古史第一手原始质料的机运明显要少很多，是以《列士传》作为杂史质料的代价是不低于《吴越春秋》的，所记眉间尺故事也是值得研讨正视的，不该被更晚呈现的《列异传》代替。
这里应当申明，鲁迅《古小说拘沈》是不决稿，生前并未刊印。群众文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鲁迅编录古籍丛编》第1卷编入了《古小说拘沈》，并“按手稿及原引据书停止了开端的订正”。《列异传》原引据书《承平御览》，《丛编》是以景宋本作订正的，是以笔者也以景宋本为据(系用中华书局缩印之商务印书馆1935年景宋本，1960版，1998年重印本)。《丛编》如果没有作订正，当然不会发明题目，如1938年版《鲁迅选集》第8卷支出时的环境一样；但既然作了订正，并且原书编辑者也供应了这类便当，所引据之书均注了然书名及卷次，这就没有来由不写出校记，特别是当书名、作者都不符合(刘向的《列士传》变成了曹丕的《列异传》)，原书编辑者又作了校改时更应当加以申明，指出其异同。并且，笔者觉得单用景宋本订正，仍然能够会存在一个题目：宋刊本当然优于各种传抄转刻本，但是鲁迅当年在绍兴清算古籍时不大能够用到宋刊本。他厥后到北京辑校《嵇康集》时还只能取清朝“鲍崇城刻本《承平御览》”停止比勘。1927年鲁迅在广州购到清朝南海李氏重刻本，这约莫不过是据鲍刻本传刻。直到1935年底，鲁迅才预定购到商务印书馆方才出版的景宋本一套，但是此时已是鲁迅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已无时候再以景宋本来重新订正《古小说拘沈》了。因为《承平御览》传播的时候长，版本浩繁，各本中的笔墨是有出入的，鲁迅按照明清刻本所编录的笔墨是否会与宋刊本有异呢?这是不能平空作出推断的，明显这就很有比勘的需求。因此群众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鲁迅编录古籍丛编》时，不该只寻求善本，《列异传》也不该仅以宋刊本停止订正，还应当用鲁迅所利用的版本停止汇校，并著其异同，如许如果碰到异文，不管是版本上的题目还是辑校上的题目就会清清楚楚了。如果汇校证明是因为版本分歧而呈现的差别，那么将《列士传》改头换面变成《列异传》的任务就不在鲁迅而是明清时的传抄转刻者了。